父亲是国民党文书，母亲是日本人；

出生在辽宁鞍山，在祖父母的陪伴下，于澳门渡过年少时光；

之后被父母带到香港，在这里念完中学和大学；

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进修电影，学成后回到香港，一待便是40多年。

这样的一个人，你很难去定位她的身份。恐怕连她自己也很难判断。而香港导演许鞍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特别是中国人，都习惯一生待在一个地方。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又所谓叶落归根。无论走到哪儿，中国人心里总有一个故土，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那里的一切一切...熟悉到在梦中都能清晰地追念和辨别。

可是，现在的我们却被迫或更多时候主动地离开家乡。我们流离、失所，我们在停留下的每一个地方留下暂时的烙印，然后又将之抛在脑后，背上小小的行囊，踏上了征服下一个目的地的道路。而“家乡”这个词，伴随着”我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的无解，也在这个不断的迁徙中变得模糊不清了。

然而，我们又如找不到归巢的鸟儿，终其一生都在找寻那个心底的“故乡”。

许鞍华是很喜欢的一个导演。中国女导演本来就少，而她又是很“奇葩”的那个。终生未嫁，即将步入古来稀之年的她一直在香港照顾年迈的老母亲。身为拿奖拿到手软的“大导演”，却安然居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出行坐地铁，并自称“习惯底层人民的生活”。

种种做法常会让人不解，但在我看来，许鞍华不仅是位优秀的导演，更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她不停地向自己、向社会抛出疑问，并亲自去追寻答案。而这一切的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许鞍华一直在找寻心里的那个“家”。

这里的“家”，并不是狭义上实际的物质存在，而是概念上的东西。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离开从小生长的地方，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历练、成长。而当你逐渐适应这个新“家”时，也许又得前往他处。

所以，讨论物质上的“家”变得困难，而执拗地坚持讨论反而会造成像祥林嫂害怕死后被两个丈夫分摊的窘境。而当今意义下的“家”，Jude 认为更多的是对一种事物的认同，或者更深处，是自我意识的追寻和肯定。而这种“家”却是流动的，因此，更难定性，也更难捉摸。

Jude有一位学电影的朋友，说起热爱导演的原因。她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

“很难清晰的将我喜欢当导演的理由一一清楚列出，但我迷上了拍电影的感觉。那就像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常常折射出自己的影子，通过电影的中的角色，我表达出了自己很多难以言说的心境。”

这相信也是许鞍华，这个身份复杂暧昧的时代生存者、记录者，喜欢电影的原因之一。

同时，无论是伟大的电影、文学或是音乐，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不仅是创作者内心的表达，还能映射出普天之下的某些规律，激发起共情。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从其中或多或少地找到自己，或是周围人的影子。从而从灵魂深处升腾出一种惺惺相惜的共鸣。而从这种共鸣中，失去了“家乡”的，来自于五湖四海而孤独的我们，在无形中找到了共通的那个“桃花源”。

这一点，我认为许鞍华做到了。

无论是她镜头下苍老、弱小、无力的桃姐，还是《客途秋恨》中与母亲从心有芥蒂到相互理解的晓恩，或是半生流离的萧红…他们都可能是从前、现在、或是将来部分的你我。在呈现出的精妙电影艺术里，我们仿佛找到了某种答案，抑或是至少得到了某种慰藉。从而，即使“家乡”不再，我们亦不觉过于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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