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家父赵家璧的百年诞辰。记录他半个多世纪的编辑生涯的《编辑忆旧》和《文坛故旧录》，在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出版了。我们又将未收入这两本集子的其他回忆文稿,也结集起来，作为《编辑忆旧》的《集外集》取名《书比人长寿》，也即将出版。这三本书几乎收齐了他有关编辑生涯的全部作品。
家父自己结集成册的两本回忆录写于1976年之后，记载了他漫长的编辑生涯的许多往事。交往的许多故旧，既有他最初就职于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从助理编辑、编辑、文艺部主任、副经理直到经理共计十八年间的众多故事，也有1946年与老舍合资开办“晨光出版公司”任经理兼编辑时的种种经历。
1974年，家父被当时出版社掌权的工宣队、军宣队勒令回家休养。之后，应老友寿进文之邀，在政协编译组做翻译工作。先后参与了以“伍协力”为名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漫长的革命》等书的翻译工作。1976年后，一些研究鲁迅的中青年学者，常来家访谈。在他们的启发下，他鼓起勇气，重新拿起笔，写下《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一文，载于《山东师院学报》。次年他又写了《鲁迅编选<苏联版画集>》和《鲁迅与连环图画》等文章。写作的过程即回忆的过程，使他对前辈、故人的怀念涌上心头，从此开始收集资料，与老友通讯，核对史实，撰写编辑往事。1979年5月16日，好友冯亦代在来信中告诉他说：“范用同志（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管三联书店）嘱我和你商量，你写的那些回忆录，三联想出版，你是否可以同意？请即告我。”6月1日信中又说：“已将你的来信给范用看了，他十分感谢你。……请在集稿后立即寄给他，以便早日出版。”那时，他写的回忆文章还不到十万字。于是，先把写作计划寄给范用，范用看后来信说道：“所开的那些题目，都使人十分兴奋，能够写出来对今人、后人了解新文艺史、新出版史，都大有好处。我就渴望早日读到他们。”又说：“我希望插图有作家像与信或原稿的手迹、书影、插图、乃至广告等等。请放手搜集。”此后，范用先生一直关注着赵家璧在各处发表的文章。过了一年，仍不见赵家璧寄去稿件，乃写信催促。他写道：“赵老答应给三联出一本集子，再有二三篇也就差不多了，可以交付排印了。现在我写这封信是提醒赵老一下，不要让别的出版社要去稿子（时下抢稿之风又起了），……书名也请早一点想定……封面能不能请庞薰琹或钱君匋设计。”1984年1月14日，文稿从上海发往北京，书名《编辑忆旧》，同年八月就出版了，首印11100本。家父对这本书的封面和装帧都很满意，特别是封面上选用了他在“良友”时惯用的木刻标志做主图，让熟悉的人看到封面就想起“良友”，最让他称心。在编排期间，他们的两人通信频繁，研究和讨论封面设计、插图排列、错别字更正、文字、版式等问题，范用先生亲自划样、亲为设计。现在看着他们的来往信件，我感到这不是简单地讨论一本书的制作，这是两个以编辑为终身爱好的朋友之间，心灵的交流，编辑出版业务的探讨。这第一本回忆录，问世后受到文化界欢迎，读者的喜爱，书店里很快就卖空了。当朋友向他索书，建议再版时，他颇有预见地回信说：“当然不会再版了，此类读物，读者有限。”
《编辑忆旧》出版后，家父又陆续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其中有关于老舍、靳以、茅盾的大块文章，在《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发表之后，常蒙香港报刊转载,他也直接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香港三联书店读到这些文章之后，与家父商定将这些文章与大陆发表的其他文章，结集成册用《书比人长寿》为名，在香港出版。当时香港与内地之间交往不那么通畅。境内的读者要见到此书是相当困难的。有鉴于此，范用先生建议家父：“把《编辑忆旧》后之著作，收集起来，再出一本书。书名我已经想过，可称《文坛故旧录》副题编辑忆旧续集。”家父听了非常满意，说：“这个书名好。我此生并无什么奢望，只想把这本集子搞出来，有此二书，也算没有白活这一生了。”到1988年6月，他积累的稿件已有二十万字，就寄给了“三联”。可是，当时，国内出版业很不景气，范用也已退休，接稿的编辑一方面表示将安排出版，另一方面又讲纸价飞涨、销路萎缩等情况，看来出书真是难了。不久，他从杂志上看到一条消息：叶灵风的女儿应允放弃全部稿费，叶灵风的三册遗作《读书随笔》，才得以出版。他读后给朋友写信商量：“现在三联经济困难，我要求早日出书，是否也应放弃半数稿费？虽然我个人的经济处境，颇想有些弥补的来源。”9月12日，他直接给“三联”经理沈昌文写信说了三点意见：一、为了减轻出版印刷用高级纸的成本，减少插图，仅在书前印16面。二、自愿放弃已在港版《书比人长寿》刊登过的二十篇约十万字左右的稿酬。三、因我年老体弱，这可能是最后一本书，希望在明年上半年内能出版。信发出不久，他听说上海的出版社已宣告：明年（1989年）学术史料类书稿，停发、停出。他估计《文坛故旧录》也该列入其中。令他喜出望外的是，1988年10月19日三联书店沈经理来信告诉他：“《文坛故旧录》年内发稿。发排或在明年初了。”书店领导确是一心想为他出书，但客观现实却极严酷，在焦躁地等了一年半以后，1990年3月19日，范用先生一封信才送来了好消息，随信寄来了陶雪华女士设计的封面。《文坛故旧录》从此走上了印刷、出版、发行的通道，按部就班，慢慢吞吞地前进着，又经历了一年零四个月，共计三年才拿出样书。1991年7月26日，范用先生看到样书后，在来信中评论说：“比起在香港出版的《书比人长寿》纸张、印刷、装订都差得太远，尤其是铜版插画页。我最不可理解的是，内地的插画印刷为何如此落后，与三十年代相比，几乎毫无进步，甚至倒退。一生想看到印装精致的图书，自己也做不到，泄气得很。……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提高您继续写作的兴趣，若干年内，再出一本。”看到样书时，赵家璧已八十有三，此后，虽然又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但未能编辑成书。
《编辑忆旧》1984年8月问世，拿到样书后，家父首先想到要给姜德明送一本，他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敬赠给姜德明同志：是您，在暴风雨将临的日子里，第一次启发并鼓励我，写这类回忆文章，这本书名就是您当时为我起的篇名。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能编写成这样一本书，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您。”那时，正逢家父随中国出版协会代表团赴日本国访问前夕，领导批准他，可带二十本书作为礼品，赠送日本朋友，出版社直接将书送到了机场。回国后，他又购买了二百六十本，分送亲戚、朋友，可是仍不断有人向他索书，他们不好意思地说：“因为书店脱销，不得已，只能找作者要了。”因此，1986年家父就向出版社提出再版的要求，可是，迟迟不见答复。1988年他又向三联书店提出，希望出版《文坛故旧录》后，能再版《编辑忆旧》两书一起发行，这个建议也石沉大海。1989年新闻出版署举办建国四十周年首届编辑出版理论图书评奖活动，《编辑忆旧》被指定参加评选，可是三联书店已拿不出一本存书，他们急电向赵家璧要书。同年12月评选揭晓，《编辑忆旧》获得了“首届编辑出版理论优秀图书奖”，但直至1997年赵家璧逝世，也没有看到再版的新书。既然是得奖的好书，为什么就没能再版呢？此事，让我至今还感到费解。
家父晚年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两本书的再版。他与范用先生还仔细商议过，再版时在装帧设计等方面将做哪些改善。我们也一直想为父亲了却这个心愿。家父逝世后，三联书店念及他生前身后文化界人士多有眷念，问及《编辑忆旧》与《文坛故旧录》者颇多，而这两本读物脱销已久，乃由编辑郑勇代表店方，给我们家属写信，谓：“为了表达对赵老的尊重，纪念赵老与三联书店的一段情谊，我们已开始修订、重印二著。此事承三联书店前领导范用先生亲自安排，并允躬亲设计封面。……”于是，在次年的6月份，修义到北京，与三联书店经理董秀玉签署了两份出版协议书，约定6个月内再版两本回忆录。但不知什么原因，虽经多次催问，却总也不见再版的书影。
家父的回忆录都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他对范用先生非常敬重，在他的心中“今天出版社领导中，像他这样关心书、懂得书，又能解放思想把一批作家团结在身边的编辑，极为少见。我把他作知己看。”他以自己的书在三联出版为荣。因此，我们一直期望能够实现父亲的遗愿。可是此后修义去北京拜访范用先生提及此事，老先生也叹息“无奈”。后来出版环境大为改善，我们盼望能实现家父的遗愿，默默地、耐心地等待着。可是等了一年又一年，眼看等了近十年，父亲的百年诞辰也快到了。
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纪念家父百年诞辰之际，中华书局向我们表达了出版父亲两本回忆录的意愿。我们权衡再三，终于在2007年1月，与中华书局签署了在2008年8月出版《编辑忆旧》和《文坛故旧录》两本回忆录的合同。
我们又想到，父亲以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仰晨先生的主持下，出版过《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回顾与展望》一书，还有一些散落在各种书刊中的文章和家父身后发现的遗稿，如果收集起来，再编一本《编辑忆旧》的“集外集”，更是一件美事。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回忆文章的背景，我们将遗物中发现的两篇“自述”刊出，又编纂“著作、译作年表”和“赵家璧主持编辑、出版的图书目录”，作为《集外集》的附录。
家父生前对美国学者费正清博士给他的信中所说的“书比人长寿”一词，特别欣赏，视为名言。这大概是因为，他一生奋斗，跌宕起伏，历尽艰难，耄耋之年最感宽慰的是，编了许多可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长寿”之书。这句话也集中地表达了他这个老编辑毕生的志向：“把更多的好作品送到千千万万的读者手中，发扬文化，交流文化，造福人群”（香港版《书比人长寿》“后记”）。有鉴于此，我们将这本编辑忆旧的《集外集》起名为《书比人长寿》。
此意得到中华书局的鼎力支持，我们十分感激。2008年1月签订了《集外集》的出版合同。责任编辑李世文先生办事认真、作风细致、力求完美，还经常来函征询我们的意见，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仅以封面设计为例。我们要求将家父印在所有他主编的良友版图书封二上，作为他的编辑标识的播种图，用作封面主图；将象征良友的“双鹅”图标（现今被称为logo）和象征“晨光”的“雄鸡”图标置于封底。李先生与美编丰雷先生克服了许多困难，几易其稿，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在我们准备这三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三联书店的郑勇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让我们颇为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