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论语》的有何晏的《论语集解》，他比较重训诂，代表汉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重义理，代表宋学。然而这两部书的意义，对很多人来说并不大。我并不是在说这两部书的学术意义不大，而是说，这两部书，或者说宋学和汉学，在现在人，看来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说，宋学、汉学，其实都不重要，更何况其中那些汗牛充栋的具体成果了。宋学何以成为宋学，汉学何以成为汉学，它的前提是承认圣贤书。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唯有先承认四书五经是圣贤书，对这些圣贤书的研究——汉学和宋学，才立的起来，才有意义。如今我们既然不承认圣贤之书、圣贤之学，那么作为圣贤之学的支流，整个的汉学和宋学，似乎意义不大。基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何晏和朱熹的书，并没有太大意义。
如果我们懂得了并且自信于《论语》本身的现代价值及其永恒意义。那么，关于《论语》的研究、何晏们和朱熹们的著作，才有真实的意义。相反，如果我们不承认论语本身的现代价值及其永恒精神，那么关于《论语》的历朝历代的研究、各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就一概被否定掉了。因此我们说现在的首要问题，并不在于对何晏、朱熹这些书籍的理解，而在于求知《论语》本身是否真的具有永恒的哲学精神和现代价值。
若我们求知到了《论语》的永恒价值，而现在世界又都不通晓它的永恒价值，那么发现并推广《论语》的永恒价值将是一项伟大的、影响全人类共同未来的事业。若我们没有求知到《论语》的永恒价值，或者《论语》的永恒价值不过是在其他书籍里同样可以找到的常规价值，那么我们应该指出这一点，免得众人再在这本无关紧要的书籍上浪费时间。
我们已经说过，《论语》是一部非科学的、蕴含着道德真理的、亦新亦旧的书。那么《论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道德真理，足以为所有人学习、掌握并最终付诸实践呢？
《论语》的无穷境界说
《论语》在讲什么，《论语》的道德真理包含什么，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往往需要兜圈子。在少年时读《论语》，一定也能够得到一些东西。当少年历经了世事，到了中年，在兜了这么一大圈子之后，再来读《论语》，那么他所得到的，恐怕就不仅仅停留于道德常识了，而更往往是一些深深契合于内心的一些感悟和领会。这些感悟和领会，往往随着人的经历、年龄和思想，走向深刻和真实。这个时候，我们要问，在少年时的领会和兜了一大圈子之后的领会，两者之间究竟谁是真正的《论语》，哪个是真正的孔子思想呢？又比如，我们没有人生疑惑的时候，粗略地读了读《论语》，觉得它不过尔尔，而当我们遭遇了严重的心理、精神或者信仰的危机的时候，才发现《论语》字字千金，字字如春风、似高山。那么两者，谁求到了《论语》的真相呢？
我们会发现，《论语》有着无穷的境界。它就像一面镜子，《论语》的深度和真理往往随着镜前人的境界而变化。读《论语》的人境界越高，《论语》本身的境界也就越高，而且似乎总是更高。
《论语》的永恒精神
在说《论语》的永恒精神之前，读者务必要看，前面一文（《论语》是一部什么书）。前面一篇回答了，《论语》是一部什么书的问题。如果，您对之前的结论不了解，或者没有适当认同，那么接下来的文章，就没有必要去读。无论，我们讲《论语》的永恒精神，是仁义、忠恕还是中庸。假如，没有对《论语》是一部什么书有认识，没有认识到《论语》的道德真理性。没有认识到《论语》是一部中国文化路向上的一部经典。那么，我们即便讲得再对，再合情合理，对大家来说也没有意义。仁义忠恕，有人觉得没什么用；有人觉得，是真理。但是这些看法都只是意见。我们必须对《论语》的道德真理抱有绝对的信心。没有这种信心，没有对《论语》道德真理性的清楚认识，忠孝、仁义，都是空谈了。
解释论语的字义，学习论语某一句话的原意，暂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相信，或者说发现《论语》确有真理，确有科学以及西方所不能认识到的真理，而后理解论语的字义才有意义。我们不仅要确信、要发现《论语》确有其真理性，我们还要非常明确地指出来，论语的真理性究竟是什么。它在什么时候有用，在什么时候没用，它将有多大的用处，和科学是怎样的关系，它对人类的未来，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回答好这几个问题，然后市面上那些翻译论语的话，解说论语的书籍，乃至学术精品，才有意义。
说白了，《论语》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在我们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前，一定要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优秀在什么地方。这个“优秀”，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认可的，而一定要是全世界人都认可的。中国人，以前曾认为科学不过是一些机巧、一些小道，而多数西方人甚至我们自己，也认为《论语》也好，圣贤书也好，不过，是些过去的道德常识，这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唯有我们认识到《论语》，以及她所代表的所有圣贤书的真理性。我们才能确定《论语》以及圣贤书的地位，唯有我们确定了《论语》以及圣贤书的地位，关于《论语》以及圣贤书的历代历朝的研究，还有学术精品，才有阅读研究的价值。唯有这些历代的关于圣贤书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我们关于论语以及所有圣贤书的通俗的翻译和解说，才有根据、才有价值。而无论是确认《论语》以及圣贤书的真理性，还是最通俗的关于圣贤书的翻译和解说，一以贯之的是人的生命本身，都是为人的生活而服务。
简单来说，圣贤书必须是对的，对它的注释才有意义。如果圣贤书本来就错了，过时了，那么我们注释它们还有意义吗？大众的阅读、运用，圣贤书的注释工作，圣贤书历代的学术精品、大家力作，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圣贤书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对的，是真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部分真理明确地揭示出来。
在没有回答好，《论语》及圣贤书的真理性这个问题之前，不要读经，不需要读经，读经也读不好。在回答好《论语》及圣贤书的真理性之后，即便我们不去提倡，人们自然而然会读经。走到这一步，我们发现，没有做好关于《论语》的哲学精神的阐发，只对《论语》本身翻译、解说，翻译成外文推广到国外去，是本末倒置的。
《论语》的永恒精神究竟是什么？
也许有人在期待一个“是什么”的答案，这样就可以去批判、衡量其对错是非了。引经据典的、睥睨经典的，对经典有温情的，无知于经典的，固守自己意见的、长期养成思维定式的，五花八门，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除了关于事实是什么的东西，任何事情都不要拿来证明自己正确，任何思想只是徒引纷争。为此，我们只好说，《论语》的永恒精神，是一个凡人无法揭示和定论的问题，而圣人已经死了。它的永恒精神，不在事实性的内容中，而在价值判断中。也就是说，在“应该如何”的判断中。
我们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很少有人单纯地关注“应该”，就像有人急迫地期待永恒精神“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样。我们对事实过分关切，而忘记了我们应该坚守的“应该”。这个“应该”与其说是我们面向事实时候的问题，不如说是我们在场并相处于事实的问题。“在场”、“相处”，两个词，大有其妙。“在场”本身是单纯的事实么？显然不是。在场指的是一种生存方式或状态。区别于“在场”的是“在场者”，在场者是事实性的。而在场本身又隐约说明着事实的存在。我们说，“在场”是一个事实和价值相结合的概念。人相互地在场，即是相处。相处，不是单纯的事实问题，也因此不能单纯地依靠科学来解释。相处，是一种生活状态、存在方式，只能由生活着的人直接地领会。因为我们无法对任何非生命的东西，解释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活着”。要对“活着”有理解，除非自己真正去活才行。
因此，我们说《论语》是关于应该的学问，不是在说它是一种道德常识或道德权威，而是在说一件和整个科学所注意到的对象和问题相区别的相处（在场）问题。什么是相处问题？我们举个例子来帮助理解。如何做到人生没有悔愧？这个问题是任何一门科学所不能回答的。同样地，如何称得上“智”？怎样做到“不忧不惧”？怎样取舍才是高明……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能为某一门科学所回答。因为科学面向的是事实对象及其逻辑理性的抽象。而忧、惧、悔、愧、明、智这些问题，统统都不是纯粹的事实问题及其抽象。这些问题属于生活方式、人的存在状态、属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所以，对忧惧问题的解决，必须来源于另一种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即，做到不忧不惧，必须通过真诚的道德实践，唯有在实践之后内省，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不忧不惧。道德实践是生活，内省也是一种生活，唯有生活本身才能解决生活的问题。而关于是什么的所谓知识，只能告诉我们事物本身的规律是什么，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忧、惧一类的问题，科学是束手无策的。
这种束手无策，很容易理解。我们对道德的验证、领会和践行，完全不能解决关于事实的问题，完全产生不了新的知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期待关于事实的科学能够解决人应该如何的问题呢？《论语》的真理性就在于此。“道德”二个字实在是不简单的，我们以为它很空泛或者很容易知晓，或者认为它无关紧要，乃至于是现代人的生活里，几乎完全避免了关于道德的追求和正面讨论。道德，在我看来，有可能和科学的所有专业所提供的整体的知识并驾齐驱。道德，完全不在科学的分支的分支——伦理学——的讨论范围之内，恰恰相反，道德独立于整个科学大厦之外，就像科学独立于中世纪的宗教体系之外一样。
当我们讨论科学，即在讨论“是什么”的问题；当我们讨论道德，即在讨论关于“应该如何”的问题。“应该如何”的问题何以被安置在“是什么”的科学体系的一角？我们认为《论语》的永恒精神，唯有被安放在整个的“应该如何”的道德体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应该如何”的问题，光讨论是没有意义的，证明应该如何的唯一道路，不是口舌，也不是头脑，而是手脚。他这么活，即证明他认为应该如此。
（所有的套路都是未经考察的，屈服于异化的目的之后的，因而是非人的。世上唯有一种活法，还算可取，那就是真诚。真诚的暴露无知，远比藏匿在人人共知共守的套路或风俗中，更接近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