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的牌位下是长不出莲花来的。——胡说八道的我语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尽管国外史学界也有人不承认）。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文明是灿烂的。但自近代以来，对于祖先创造的文明，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完全否定，认为这些文化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需要完全舍弃。甚至汉字都不要了，需要引进西方拼写文字，这样才显得文明开化。与之对立的一批人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连一点也不需要改，可以完全继承下来。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足为凭，不过是社会大变革之下的两种变态的畸形心理。我们继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夜郎自大（啊，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所以无故产生了种自豪感。），而是为了更好的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我们自己更好的发展。而祖宗的牌位下，是长不出莲花来的。因为从古至今，社会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任何文化都需要不断的交流和变化。如果不交流变化，任何文化都没有生命力，更别提传承了。虽然传统文化造成的社会氛围确实对于我们的行动有着一定的束缚作用。但是，移风易俗，创新拓展，是当代所有人的任务。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国家的盛衰兴亡，已经不能在把责任推卸到祖先身上了。正如我们不能要求孔子会造电脑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我们的祖先制定的文化和规则，能适应一万年的社会发展。如果我们至今还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那和祖先说的披发左衽的野蛮人也根本没区别了。要知道祖先创造的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发展昌盛，第一在于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第二是在于融合和创新。这是文化能够传承的两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文化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就儒家文化的发展就可以看出这样的轨迹。儒家文化是开始于什么时代，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能了解到的是儒家开始于孔子。孔子学说的文化核心是仁与礼，对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是完全符合的。到了孟子的时代，社会动乱，人心不古，孟子阐发孔子的仁的理念提出了仁政，并提出了义和正气的道德规范，符合了社会的变化，孟子后的荀子，社会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秩序，荀子就提出需要建立一定的刑法制度，以安定社会规范人民。（荀子提出：“治之经，礼与刑”（《成相》）；“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征，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重法”包括两方面：赏和罚，要做到“其赏行”，“其罚威”《富国》，所以有人认为他是法家的思想家）。这一系列变化，就是应对社会的变故而提出的。直到儒家学说取得国家主流思想的前夕，儒家学说又做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进献了《天人三策》从而得到汉武帝的召见，为了儒家学说成为国家的统治学说，他把儒家学说融入了阴阳家，道家，民间巫术等学说，把儒家学说重新建立了逻辑体系，使得既具有伦理道德性（比如他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规范）又具有一定的是实践性（原来儒家的礼仪过于繁琐复杂，很多人觉得很不方便）。于是新的儒家，马上很快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就儒家从开始创立宗派，到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的这个阶段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不断的自我革新和吸收中，不断变得丰满。最终传承和不断昌盛。

第二文化需要融合交流，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任何的文化都不能单独发展而不衰弱。中华文化也是如此。比如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导致本地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对于语言表述形式的帮助。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很多不能用生涩的文言翻译出来，必须用直白的语言。促进了早期白话的发展。其次汉语中有许多字是单字，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必须用准确意义的字词来进行指代。对于汉语的词和字的变化和表达做出了贡献。最重要的是对于中国逻辑学的发展也提供了助力。主要表现在禅修上。禅定，本来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传入中国以后，和本土的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为士大夫阶层所推崇。特别是自从南禅和北禅兴盛以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他的实质内核是一种哲学。到了明代，王阳明依托禅的内核和理论依据结合本土的文化，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学派“”心学“”，不仅仅风靡了一时，如今也受到日本知识界的推崇。由此可见，文化的昌盛是来源于包容。有了包容的心态才能够融合创新。文化发展的气象也应该如此。世界上始终拒绝与外界交流的文化也有，那就是印第安文明。那么印第安人的文明在哪里？所以说，我们的文明之所以现在还在，除去政治军事的原因以外，就在于文化的革新与包容。这本身已经很值得我们思考了。

所以，对于文化的传承，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历史时间长，就夜郎自大，停滞不前。也不该认为，自己的国家不如外国富裕开明，就自轻自贱，认为自己的文化一钱不值。最重要的是发展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最后超越以前的文化。因为世界的发展都是今胜古，而不是今不如古。无论借助什么方法，最终都是这个目的。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怎么有资格浅薄的指责古人呢？毕竟生活在现在的不是孔丘，是你。怎么能不奋力向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