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佛教讲究一念不生，一心称名，自南北朝开始，开始出现一种“行香”修持仪式，简单而言，便是供奉者手捧香炉围绕佛像佛龛绕行念经，这种可以手持，也便于固定放置的香炉被收藏者称之为“行炉”或者“行香炉”。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行香炉在材质上比较丰富，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多为金属材质，但延宕至两宋，由于瓷业的发达和佛教的兴盛，行炉多为瓷质。从此件磁州窑白釉行炉可以管窥两宋行炉的大致形制，此物高约三寸有余，器宽四寸有亏，尽管是民窑，但器型规整，釉色均匀，造型古朴，可谓难得。从其“高足”、“平阔折沿”的器型特征上分析，无论是固定放置还是手持行香，均能够呈现其实用功能。殊不知，朴实无华的行炉背后是一折由奢华转向暗淡的珍玩故事。
看客不难发现，行炉的器型特征与现代社会的高足杯有些神似。对行炉进行溯源发现，其不仅经历了从“高足杯”到“东罗马圣杯”再到“行炉”的演变，更见证了丝绸之路文化演变、碰撞、交融的千年历程。高足杯自红山文化之时既有之，延至汉代，也有了玉质的高足杯。从红山文化开始，经历了丝绸之路影响的汉代高足杯，开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征，即直口、杯腹部直，下端转折内收，高足中间略有内弧，高足中间略向内弧，下接喇叭状覆足，应该说，这是行炉最为原始的特征。在丝路文明的指引下，中亚地区的高足杯也开始进入中原，中亚高足杯与中原高足杯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装饰艺术和材质上。
中亚高足杯多为金银质，鎏金，杯敞口，圆唇、微束颈，深鼓腹，高足，有点类似于“圣杯”。及至唐代，人们对胡文化的包容态度使得两种高足杯并存于世，且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高足杯。汉至秦以来，中原地区的高足杯多直口、深腹、腹壁较直、下部微微斜收，圈足顶端连接杯腹底部处饰有“托盘”，高足呈上下阔中间束的喇叭形等。中亚高足杯则腹壁内孤、圜底高足，这种形制开始对中原高足杯产生影响。因此唐代高足杯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吸收了中亚高足杯圆唇、敞口、微束颈、突起弦纹装饰一周、扁珠形“节”装饰，下接喇叭状覆底足。同时，唐代高足杯在装饰艺术上完全承继唐代绘画艺术恢弘繁复的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高足杯从安史之乱时开始为演变成“行炉”埋下伏笔，经历战乱之后，唐代开始对胡文化有所忌惮，甚至嫌恶，对待文化的态度不再兼收并蓄，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正是在此背景下，金属材质、装饰雍容的唐代高足杯开始退出贵族生活，但这种独特的造型在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宋代时，佛教中“行香”文化开始盛行，修持者所持香炉，具有与唐代高足杯相同的材质和工艺，因此工匠艺人根据时人所需，在唐代高足杯的基础上对行炉进行改造，将杯口沿加宽，便于双手握持，至此，源自于红山文化和西域文明共同铸就的高足杯正式演化为“行炉”。在器型程式化之后，得益于宋代瓷业繁盛，工匠们开始使用比金属材质成本更低的瓷器烧制行炉，由此，瓷质“行炉”大行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