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新军
50年代末，我家人丁兴旺,我妈一口气生了我们弟兄5个，还生了1个妹妹，加上我们同父异母的大哥，总共7个。
我们弟兄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生的,见风就长,撒腿就跑,院子里齐刷刷一片和尚头。
我们一天天长大了,我妈开始整日为吃穿发愁。
一大家子全靠我爸微薄的工资生活,一个人工作,供养九张嘴。
花花绿绿的布票发了一堆,却没有钱去商店扯布。我们穿的衣服像接力赛,老二穿老大的,老三穿老二的。新三年,旧日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衣服改了补,补了改,到最后已经分不出原来的颜色,尽是补丁摞补丁,线头连线头。
孩子越来越多,苞谷糊糊却越来越稀,并且再也没有稠过。吃晚饭的时候,我妈要查人头,恐怕饿着一个。
一汪白晃晃的月亮,荡漾在清汤寡水的铁碗里,院子里,一群半大小子坐在地上,一片齐齐的哧溜声。
春天,我妈带着我妈一群孩子在戈壁滩,满世界寻找能吃的野菜,在榆树林里捋榆钱。
稍稍长大一点,我爸开始带着我们在连队挨家串户,帮助别人干活,不收一分钱,图的是一顿饭。
连队的人家有了体力活:来到我爸跟前,“张军长,快带着你的兄弟,帮我们一把。”学着电影《南征北战》里张灵甫军长的口气说话。
我爸有求必应,带着他的一群牛犊子,走家串户,打土块垒院墙,上房泥,回来时一个个筋疲力尽,肚儿却吃得圆滚滚。
劳动费衣服,是我妈捡了连队的尿素袋子,给我们弟兄几个缝了干活耐穿、耐磨的衣服。
那时候,连队田地里使用的是清一色进口日本尿素,袋子上印着“日本株式会社”的黑字。
我们穿着尿素袋子缝制的衣服,显得非常滑稽可笑,连队人见了,给我们编了一段顺口溜:
张军长,真威风，
带了一群大头兵
打的是赤脚，
穿的进口装。
前面是日本
后面是尿素。
在连队人善意的哄堂大笑声中,天性乐观的我爸回应两句“颠倒话”,他有节奏地、大声用甘肃秦腔吼着:
颠倒话,话颠倒，
石榴树上结樱桃。
老鼠搂着猫睡觉，
癞蛤蟆压塌桥。
“嘎!嘎!嘎!”我们笑得肚子疼,一天的劳累、疲乏烟消云散。
冬季漫长,时光难挨,一家人窝在房子里,粮食消耗得快常常不到月底,面缸就见底了。
我爸在荒野地里放羊,侦查好老鼠洞穴。回来后,我爸带着我们兄弟来到荒郊野外戈壁滩顺着老鼠行走的路线,找到洞穴后,用十字镐掀开坚硬的冻土层,里面是老鼠过冬的粮仓,玉米粒子金灿灿,装到袋子里背回家,洗一洗,放进锅里煮玉米粒子吃。
有时候,我爸会从羊圈拿几个甜菜回来。我妈仔细洗干净,削皮切块,放进开水锅里煮。不一会儿,一股香甜的味道诱惑得我们直流口水。
甜菜在锅里煮成糖稀,冷却凝固后蘸玉米馍馍吃,那个味道哟,真是甜极了!
我们平常没有吃过白面馍馍。每家每户的口粮只有百分之十的细粮,其余的都是玉米面。
每次到连队食堂领面粉,整日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我妈,总是徒步几公里早早来到食堂,低声下气乞求别人,用粮本上那点少得可怜的细粮去换玉米面，一斤细粮可以换回两斤玉米面。
为换面粉,我妈不知遭了多少白眼,听了多少奚落的语言。
我们一天天长大,饭量也一天天增大。肚子里天天装的玉米面、窝窝头,缺少油水,我们又一个比一个能吃,一个月的口粮,常常不到20天就吃完了,我妈拿着面袋或端着面盆,到处借面粉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每到月初发口粮,我妈总是扳着指头计算,挨家逐户先把借的粮食还掉,然后再计划平均每天吃多少粮食,才能挨到月底。
我至今也不明白,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我妈,计算起每顿饭的粮食,却惊人地准确。
我妈不盼过节,不盼过年,只企盼着每年的2月早一点到来,这是我妈最高兴的日子,因为2月只有28天,连队却照样发30天的口粮。
这一年春季,我们同母异父的哥哥终于参加工作了。
我记得很清楚,哥哥从连队报到回来,全家人围着哥哥像过年一样高兴。我妈破天荒用细粮和豆角,蒸了一锅白面包子,庆祝哥哥参加工作。连队上,只要参加工作,就能每月领工资了。
哥哥工作后,住在连队的知青点,职工们都叫大房子。因为他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很快就调到机务排,成了一名当时让很多人羡慕的拖拉机驾驶员。
那时候,驾驶员常常可以和连领导一起在食堂吃饭,享受包伙的待遇,哥哥终于可以吃饱饭了。
每到开饭,哥哥总是第一个到食堂,匆匆忙忙填饱肚子,然后盛上一缸子菜,拿上两个馍馍,边吃边走出食堂,出了食堂门,他就飞快地跑回家,把饭菜给我们吃。
冬天,哥哥开着拖拉机到团部加工厂拉油渣,卸到连队畜牧点喂羊。在粮油厂工房的墙壁上,他发现了很多飘落的油渣粉尘,他把小扫帚绑在一根长木棍上,一星一点把粉尘扫下来然后集中装在小袋子里。
拿回家后,妈妈把油渣粉和玉米面混合在一起,给我们贴饼子吃。
小时候,每次吃饭,我妈大声叫着我们的名字,我们觉得这是人世间最美妙动听的声音。
我妈把饼子按人头分给我们:那烤得焦黄的玉米面锅贴,飘荡着热气的玉米面粥,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看着我们兄妹狼吞虎咽地啃着饼子,吸溜吸溜地喝粥,忙碌了一天的妈妈脸上有了笑容,这是她一天最幸福的时刻,常常是玉米面饼子被我们吃得精光,而最后吃饭的妈妈,只有就着咸萝卜干喝一碗玉米粥,一顿饭就对付过去了。
我们的童年,没有吃过零食,更没有水果;我们长大后,也很少吃水果和零食,不是不想吃,而是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每年夏季,我爸的羊群要剪毛,一堆堆油乎乎的羊毛,堆放在库房里,钥匙拴在我爸裤腰带上。
我妈想问我爸要点羊毛纺成线后给我们冬天织毛袜,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爸一口回绝。
在我爸意识里,除了吃饱肚子,其他都是身外之物,再说公家的东西,谁也不能动。我妈只好在铃铛刺上捡羊群挂落的毛絮积攒起来纺成线,给我们织冬季穿的袜子。
寒冷的冬天,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刮着。连里分配的梭柴烧不到冬季结束,我爸没有钱买煤,就在大床上铺一层厚厚的麦草,我们挤在一起取暖,睡觉。
后来我爸在房子里盘了一个大土炕,用柴火沫子烧炕驱寒,我们总算度过了一个个漫长寒冷的冬季。
有一年秋天,我们远在石河子的舅舅来看我们。
舅舅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亲人,每次来都拿着一个“海鸥”牌照相机,给我们全家拍黑白照片。他的到来,给少年的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我爸我妈也很高兴,杀了家里的一只公鸡招待舅舅。
吃中午饭的时候,一岔香气诱人的鸡肉馋得我们直流口水,我们争着去用筷子吃鸡肉,我爸用眼睛瞪着我们,但碍于舅舅的面子,他忍住了火气。
我夹鸡肉的时候,一不小心,把鸡汤溅在了舅舅的裤子上。“臭小子,你脱了鞋子进去捞去!”我爸终于忍不住了,大声斥责道。
仗着舅舅在,我咕哝着顶了一句。这使我爸非常愤怒,他不允许孩子们在客人面前毫无礼貌,他起身来到柴火垛前,抽出一根木棒,劈头盖脸朝我身上打去。
一顿饭不欢而散。
【后记】
这篇充满烟火气的回忆，以孩童视角勾勒出50年代末兵团多子女家庭的生存图景。在粗粮、补丁、借粮的琐碎日常里，藏着一代人最动人的生命韧性——那是父母用肩膀扛起的苦难，是兄妹间无声的守望，是贫瘠岁月里永不消散的家庭温情。
物质的极度匮乏，是这段岁月最鲜明的底色。七兄妹“接力赛”式的旧衣服、补丁摞补丁的尿素袋工装，“哧溜”作响的稀苞谷糊糊，还有寒冬里从老鼠洞掏来的玉米粒、煮成糖稀的甜菜，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生存的艰难。
母亲为换玉米面遭尽白眼，为借粮四处奔波，甚至盼着2月只有28天却能领30天口粮，这份对粮食的极致渴求，是时代烙印下最真实的无奈。
父亲带着孩子们靠帮工换饭吃，用秦腔“颠倒话”消解劳累，尽显底层小人物的乐观与豁达。
比苦难更深刻的，是苦难中滋生的温情。母亲把烤得焦黄的锅贴均匀分给孩子，自己只靠咸萝卜干喝粥；刚参加工作、终于能吃饱饭的哥哥，总是飞快跑回家分享饭菜，甚至细心收集油渣粉尘给家人贴饼子；母亲在铃铛刺上捡拾羊毛絮，只为给孩子织一双过冬的毛袜。
这些细碎的温暖，像暗夜里的光，照亮了贫瘠的童年。就连父亲对孩子在客人面前失礼的严厉斥责，也藏着对家风的坚守——即便身处困顿，礼数与尊严从未缺位。
这不是一个家庭的独幕剧，而是无数兵团家庭的共同记忆。那年月，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对抗苦难，用最纯粹的温情凝聚家庭。那些粗粮与补丁的岁月，不仅磨出了生命的韧性，更沉淀出最珍贵的家庭底色。
如今物质丰裕，我们回望这段岁月，读懂的不仅是父辈的艰辛，更明白：真正的幸福，从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无论身处何种困顿，都有人与你共渡难关、共享微光。
你是否也经历过或从长辈的讲述中，听过类似藏在苦难里的家庭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