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中国古代虽未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大学教育及精神却长期存在。例如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首开学术自由之风气，容纳百家，允许学者“不治而议论”，各家各派竞相讲学、争辩，自由游学，因而学术蓬勃发展，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
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
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