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最后一次跟婆见面。她九十三岁了，癌症晚期，穿着条纹病号服躺在床上，瘦得像一堆熄灭的柴火。她伸出手，轻轻覆盖住我的手心，说，
“小妹崽，要好好读书，好好找钱哦。”
我点点头，说，“婆，你好好休息嘛，我和爸爸出去吃个饭。这样，等你病好了，我们一起再去后山坡上挖笋子。”
冬天深了，我们裹紧黑色羽绒服，顶着风走进路边一家餐馆，点了几样江湖菜，说一些无关的话。说家里的热带鱼因为一次忘记续暖都冻死了，说爸爸门市的生意进入了淡季，说今年的樱花开得格外地肉，厚厚叠叠一大片。我们把脑海里轻飘飘的词汇通通讲出来，却唯独忽略了疾病本身。
再见到婆，是清明。我没来得及参加她的葬礼，她跟公埋在了一起，两只小小的冢，表层弯曲的弧度像他们八十岁佝偻的背。新下过雨，土壤是润湿的，手抚摸上去，就像她那时候抚摸我的头。
书本和社会实践教会我们如何抓住机遇，泰然迎接一切到来，却没告诉我们应该怎样道别。
大学毕业，我遭遇着一场又一场的道别。它不像中学阶段，所有人像排列整齐的桌球，被升学典礼这个名词一杆捅过来，我们心安理得吃一顿好饭，然后拥抱一下子，说完再见，就可以沿着那条走过一千遍的小路回家。
毕业，在那时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所谓离别，不外乎不同的中学，不同的城镇，我们还是会常常碰面，早餐吃同一碗汤底的豌杂小面，添两块钱可以多加满满一层清香的豌豆尖，中午顶着毒辣日头回家午睡，傍晚，家家户户的饭菜香浮起来，人与人的距离小得接近一条缝隙。
大学毕业呢。四分之一的人散落在云南各地，四分之一的人回到了家乡，四分之一的人即将去国外求学，还有四分之一，早早地没了消息。缝隙持续裂变，变成深渊。
这四年，我的社交圈子最终没能超过二十个人。平时说话的人除了室友之外，似乎只有学校步行街里开小吃店的老板。那天我们聚在一起，大部分人第二天傍晚的飞机，子夜时分，硕大雨点倾盆而下，玻璃窗铺满枝丫被狂风吹打的声音，用一个合理而无法推脱的借口把我们围困在一起。
我们开两瓶威士忌，一些红酒，后来又陆续叫了两箱啤酒。
借着酒劲，我们讨论有好几次因为把精力浪费在牌局上而差点错过期末考，骑共享电瓶车去做足疗走到半路耗尽了电量，只好花十块钱让路边开摩托的叔叔用一根麻绳连人带车拉回原点，学校的食堂虽然美味但大二那年就已经明令禁止外卖送进来，每次想要开发什么新鲜小馆子只能步行三十分钟去更远的街道，我们通常选择步行，因为黑车很贵，来回一趟要四十块。
我们讨论一切话题，一整夜，像一个技艺精湛的钢索艺术家，摇摇晃晃，巧妙避开了离别。
如果以后都无法见面，那最后一次碰面的意义，是不是跟死亡同理。
我们看着命运的车轮轰隆隆碾过来，朦胧里浮起的尘埃，定睛一看，都是关于彼此的瞬间。
可即使在如此宏观的裂变时刻，我们依然无法面对面讲出那些真正想说的话。就像那天婆拉着我的手，在一个金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年纪，叮嘱我好好念书好好挣钱。就像我反握住她的手，在明知道不会有以后的情形下，说，等你好起来以后，我们再去后山坡挖笋子。
我疑心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好好道别”。每个人在这个时刻都是无比惶惑的，都习惯用无关紧要的话语去掩盖伤口，好像不表达，否定它，它就不存在。
酒醒以后，我们一起坐车回学校，走到分岔路口，一个往左一个往右，最后一次碰面，我记得自己说，
“拜拜，昆明永远欢迎你回来。”
对方嬉皮笑脸地回应，
“好，我明天就回来。”
大笑的那一刻我终于察觉到一直以来我都在难过。但明晃晃的阳光下，我们都没有回头。
End.
文/田可乐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