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舆论场充斥着一种“义愤的狂欢”——人们为俞敏洪与董宇辉、罗永浩之间的“男人战争”站队、抱不平，仿佛在商业与人格的博弈中寻找着某种古典式的英雄叙事。而到了2026年初，闫学晶一句“酸黄瓜”的直白讽刺，却像一根冷针，刺破了这场表演性的共情。她把许多人不愿承认的、带着酸涩与无力的旁观者心态摊开在阳光下，与董宇辉口中“网民是伯乐”的温润话语形成尖锐对照。一边是刺耳的真话，一边是悦耳的假话；真话让人坐立不安，假话却继续滋养着幻觉式的亲密认同——“丈母娘们”仍在掌声中沉醉，仿佛爱与归属从未如此轻易。
与此同时，王石与田朴珺的旧事重提，也再次印证了公众叙事中对女性的经典归罪：一个成功男性的跌落，总需要一个“毁灭他的女人”来承担叙事的重心。这种简化历史的冲动，让人不禁想起西施——那个在传说中永远被水体包裹、命运模糊的女子。
她的结局在历史的水面上泛着多重倒影：墨子冷峻地写下“西施之沉，其美也”，直言她的美本身就是罪名；李商隐的诗句中，她沉入淤泥，仍被视为美的残骸。而在民间温柔的版本中，她只是溪边浣纱时失足落水，仿佛连死亡都可以被诗意化。至于李白笔下与范蠡泛舟五湖的浪漫归宿，更像是文人对抗历史残酷的一剂幻想。
鲁迅早已看透了这类叙事的本质——他在《阿金》中讽刺过那种将历史简化成“红颜祸水”的惰性思维：昭君安不了汉，木兰保不住隋，妲己亡殷、西施亡吴、玉环乱唐，不过都是替权力结构与时代病症顶罪的符号。女性在其中时而成为悲剧的象征，时而成为祸乱的喻体，却很少被还原成一个在洪流中沉浮的、具体的人。
如今我们仍在重复这样的叙事：将复杂的社会情绪简化为“酸黄瓜”式的自嘲或“伯乐”式的谄媚，将结构性困境寄托于个人道德批判，甚至将历史与当下的失败轻易归咎于某个“她者”。
或许我们真正该警惕的，不是闫学晶的直白或董宇辉的谄媚，也不是田朴珺是否“毁灭”了谁，而是我们为何总在寻找一个简单的敌人、一个浪漫的救赎、一个可以承载所有爱憎的符号——却逃避对系统、语境与自身角色的冷静审视。
历史从未停止流动，而我们的叙事却常常陷入循环。唯有跳出“沉”与“浮”的二元想象，才能看见水深处那些更为真实、也更为复杂的暗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