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日读张宏杰先生的《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第一篇章《嘉庆：滑落曲线》，读到其中一段关于嘉庆皇帝“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这又一次让我对一直在思考的中国帝制逐步从一个“成年人”向一个“婴儿”退化的问题，我习惯于借用武志红先生关于“巨婴国”的概念，把它称之为“婴退化”。最近，经常会和人聊起这个概念，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中华帝国先撇开三代和春秋战国不过，从秦汉开始中国的统治者正式使用“皇帝”这个称号，而且以“郡县制”为代表的统治模式逐渐取代“分封制”。秦二世而亡，中华帝国第一个代表性朝代当推汉朝。汉初时，皇权与相权几乎并重的统治权，并且监察权（御史）也独立于皇权与相权之外。然而，随着帝王轮替、王朝更迭，皇权一步步蚕食相权、监察权，最终中国的皇权“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正式在这种蚕食中，中华帝国的统治制度由最初的相对制衡变成了绝对专制，也导致了帝国的统治越来越取决于皇帝的“圣明”程度。然而，正如张宏杰先生在书中所言：“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还多。”
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过于巨大的权力不仅使天下成为了皇帝的奴隶，连皇帝本人也成为了权力的奴隶。历代帝王为保住这份巨大的权力，无不成为“变态者”和“弱智者”，这方面的史料比比皆是。
相较而言，嘉庆皇帝是比较正常的皇帝了，但其内心的矛盾和煎熬同样存在，这表现在他一方面希望革除乾隆末期的弊政，另一方面却又希望被定义是“沿着父皇的正确道路”在奋勇前进。而正是在这种矛盾徘徊中，让他的皇帝生涯最终一事无成。连一个比较正常的皇帝都一事无成，其他大多数皇帝更不用说了。翻开历史典籍，看看那些皇帝的言行，你会发现，很多皇帝的言行举止就像一个“大婴儿”，比如那个曾经问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吃肉糜的晋惠帝。你还不要说，就这样一位皇帝居然还能得一个“惠”字的谥号，可见其他皇帝的表现。
为了让这些像“大婴儿”一样的皇帝能掌控这份权力、统治这个帝国，那些稍微不像“大婴儿”的皇帝和像“保姆”一样的大臣们就一起合力打造出了适合“大婴儿”皇帝的帝国制度。正是这份制度的演变，使中华帝国越来越朝着任性、随意的统治道路上前行，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变态”和“弱智”，比如乾隆年间英国使团访华时“跪拜”冲突问题的处理，比如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发动，比如“义和团”运动等等，无一不是从这个帝国统治者的任性开始，到最后弄得一塌糊涂地随意了结。从汉唐到明清，那些林林总总的帝王以及由这些帝王统治下的帝国，我们能看见他们越来越像“婴儿”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