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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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翻《地下铁道》的无数个时间碎片的间隙中，不止一次地想起许多年前读玛格丽特·米切尔《飘》的那个秋夜。在玛格丽特笔下，塔拉庄园的主人杰尔拉德对黑奴亲如家人般的照料，在那个慌张的夜里，几乎在我的观念中重塑了黑奴的命运——衣食无忧，家庭幸福，读书识字，跟主人一样拥有宴会与尊严。他们的命运是最强的逆流，在怒号的秋风中掀翻奴隶制的原罪。那可不是在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里，科拉逃离的兰德尔庄园里那番地狱的模样：狼头银杖和九尾鞭，辣椒水冲洗血肉模糊的后背。
生于蓄奴州佐治亚的玛格丽特，对奴隶制怀有天生的同情并不难理解。因此生活在北方废奴的缅因州，《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被林肯称作“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也并不意外。当主人圣·克莱承诺的自由已经站在曙光里挥手，他的意外身亡将黑奴汤姆重新推进万劫不复的命运。
我不可能否认在奴隶制下，那些善良的庄园主人们会像杰尔拉德一样，用丰足的善意喂养家人一般的黑奴。但是斯托夫人和科尔森用冷峻的笔锋告诉我的是，如果一群人的幸福，要靠另一群人的恩赐，那么这种幸福也能在须臾之间，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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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创世纪》里，挪亚的小儿子含看了父亲的赤身，于是含的儿子迦南受到咒诅，长出黑皮和尾巴，给他的弟兄作奴仆的奴仆。上帝的意思其实是，奴役是可以存在的，只是希伯来人不可以被奴役。就像在科拉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那间狭小阁楼里懂得，她永恒危险和紧张的世界里，白人奴役白人是罪恶，但是白人奴役黑人是正义。
所以他们肆虐古老落后的非洲部落，将被上帝遗弃的黑人装进黑暗拥挤的船舱，运往新大陆，运往佐治亚、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运往广袤美国南部一望无际又生机勃勃的种植园。棉花无情的发动机需要非洲的躯体作燃料。
不过科拉在这本二十万字的逃亡里，需要逃离和背叛的不仅仅是兰德尔人间地狱的种植园。那只是一小步，在那一小步背后，是整套奴隶制度的疯狂反噬。
这套制度里，有 1850 年国会通过的《逃奴法案》，有勤勤恳恳追捕逃奴的治安官，还有像里韦奇这样凶残又优秀的猎奴者，它们共同织起一张噩梦，无孔不入地钻进每个逃亡黑奴的现实。大安东尼被抓回种植园后，被缝合了双唇，嘴里塞着他被割下的男根；小可爱是个女孩，那就只好用巨大的铁钩从她的肋下穿过，吊起来把她脚下的土地染成黑色。
这是历史的一贯幽默：在施展残忍和暴虐的手段上，人类永远不乏创意。
科拉必须一步不停，还得用尽全部的好运，才能够在步步紧逼的凶恶制度面前，借来下一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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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认为，在科拉身上为奴的那部分及时拽住她为人的那部分之前，她做了肉盾扑到遭毒打的男孩切斯特身上的瞬间，就已经注定了她与这套制度决裂的命运。
人性若在消失的边缘绝处逢生，从此便生生不息。它透过奴隶制沉重压抑的黑色，发出光来，如灯塔照向漆黑的洋面。
纵横交错，奔波于北美大陆的地下铁道，就是人性汇集成的脉管，在北美冲突而撕裂的土地之下，运输自由和平等的养分。铁道上每一个帮助黑奴逃脱命运追杀的白人和黑人，都在用坚强的人性叩击这套制度，企图在这密不透风的墙上凿出一道裂缝，让自由的强光穿透。
然而这一回，上帝也没想到。
紧迫追杀黑奴的同时，这套制度也顺手将同情黑奴的白人一并处理。特拉华州的奥古斯都·卡特，一个拥有印刷机的废奴主义者，在妻子被猎奴者们用“从来不对黑鬼小妞使出的大招”侮辱，而房子烧起美妙的浓烟后，去做了补鞋匠；北卡罗莱纳州帮忙藏匿和保护科拉的白人夫妇马丁和埃塞尔，在居民们每周处决黑奴的绞刑架下丧命。
马丁对告密的女佣菲奥娜说，我们待你不薄。菲奥娜说，恶心，你们俩活该。
被奴役的从来不是肤色，当你决定与奴隶制度为敌，你也就成为了该死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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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菲奥娜举报她的雇主，自由民举报他们非洲的兄弟姐妹。被解放的黑奴，记下报纸上对逃奴的描述，前往有色人的教会、酒馆和礼拜堂，将那些在周围晃晃悠悠、鬼鬼祟祟的家伙一一比对。这不仅是历史，也是预言。
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里，大洋国的司法警察教唆孩子反对他们的父母，监视他们，并告发他们的异端思想。奥威尔在 1948 年完成这部小说时，可能无法分辨究竟是他虚构的情节跳进了现实，还是他将现实作为素材，写进了小说。
“打小报告和窃听电话这种事情到处都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告密成风”。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二手时间》里的片段。她的文字是无声无情的黑白胶卷，与被苏联体制奴役着的小人物们惺惺相惜。
不过是换了一种制度，人类被奴役的命运并没有改变。这一套制度也许不再拿你的肤色说事，但是那张密不透风的黑色大网依然无情地压了下来。
我想起阿赫玛托娃在 1941 年写的《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里的两句诗，“几十年悠悠度过，刑讯、流放、死刑何其多 / ——在如此恐怖的气氛中，我无法唱歌”。在她写作的那个年代，这几句不能发表，必须用删节符号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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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乌托邦，没有索多玛城，没有忽必烈汗富丽的逍遥宫。
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只有编号的人类 D-503 号因为美艳过人的 I-330 号的出现，摆脱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峰”的联众国的思想控制，从身体到思想上完成了一次叛逃，一如《1984》里的温斯顿对裘丽娅。看过这两本小说，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评论说，性欲是人类解放的唯一动力。
其实我没有说错。在乌托邦三部曲，性是首先被压抑和封禁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性的唤醒，意味着对美的欣赏和对爱的渴望重新回归人的躯体。这与科拉扑倒在切斯特身上作肉盾时焕发出来的人性复苏的意义无尽类似。
与之类似的，还有唐纳斯马克导演的电影《窃听风暴》里，当东德国安局情报员维斯勒开始保护上级要求他侦察的东德作家德莱曼时，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国家时的光芒。
无论是在 19 世纪的美国种植园，还是在 20 世纪的苏联与东德，或是在未来的某个地点，逃离奴役的道路上，人类没有其他的朋友。只有勇敢光辉的人性，在面对枷锁和镣铐时，尚能与之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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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可能是残酷的，它的巨轮往前碾转，压碎无暇顾及的蝼蚁。但是总有人站在它前面，做蚍蜉撼树、螳臂当车的反抗。这并不可怜可笑，反而正因为他们如飞蛾扑火般殉道的命运愈发显得伟大。
《地下铁道》对人类自由与解放话题的关照，也许可以看做是对这些殉道者的致敬。此外，丰富立体的人物塑造和生动有力的情节推动，使它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实至名归。
时间拉回到 1860 年，在废奴运动的前锋阵线上，我很喜欢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写了一首诗，《当我漫步在这些明朗壮丽的日子里》。我想就用这首诗作为结尾，同时也祝我们每个人幸福且自由。
自由和神圣的均等，
把自由给予地球上每一个奴隶，
预言者们令人向往的许诺和光明，精神的世界，
这些流传千古的诗篇，
还有我们的梦想，诗人们的梦想，
是最确凿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