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老的老头》，第172-176页：《忆雕塑家郑可》——君知否巴黎？
这篇纪念雕塑家郑可先生的散文，从巴黎塞纳河岸的一座纪念碑写起。
黄先生说，他每天都要从这块碑前经过，但都匆匆奔赴目的地，从未为它驻留。这一天，他站在碑前，发现这竟是他景仰的雕塑家布德尔的作品。黄先生称赞布德尔“不止是作品震动人心，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创作思想家”。“黄迷弟”推崇偶像布德尔超前的、深刻的艺术创作思想，深深地为这位“冷门”思想家遭受曲高和寡的孤寂而惋惜和不平。行文至此，这篇故事的主角郑可先生才登场：原来郑可先生很可能是布德尔的学生，他们曾有过一些关于学习雕塑的对话。
据黄先生描述，郑可先生卖了家里的猪和房子，才买得起船票远赴巴黎求学，诚恳而勤奋地学习雕塑十五年，回国后日子过得依旧简单朴素。郑可先生身怀绝技，对艺术的见识广博，且热情宽怀地给予年轻人启蒙与指教，毫无保留。用黄先生的话讲，郑可先生的艺术知识，是“想成盆成桶地倾倒给年轻朋友”。但郑先生也爱憎分明，“见到讨厌的人他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衣着饮食都很随和将就，就是艺术的认真和狂热几乎像求爱一样”。
最让人心痛的一段话，是写郑可先生的悄然离世：
“八十多岁的年纪，住院之前一天，还搭巴士从西城到东郊去为学生上课。住院期间，半夜小解为了体恤值班护士，偷偷拔了氧气管上了厕所，回来咽了气……”
郑可先生入党这件事让黄先生非常感动。郑先生在盛年时期放弃已有的优厚待遇，满腔热情奔赴北京。如黄先生所言：“他的兴奋和激情远远超过现实对他的信任。一九五七年他戴了右派帽子。”
在“运动”中郑可先生和许多艺术家前辈都受了苦，但入党仍是他的心愿。黄先生说：“我和他一样都没有‘群’，没有‘群’的人客观上是没有价值的。他为祖国贡献了一生，入党是他最大的安慰。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安排更能弥补他的创伤了。……”
文末又写回塞纳河岸那块布德尔雕刻的纪念碑，黄先生看着远处无尽的绿草和阳光，说他太伤心。他多么想和郑可先生一道重游巴黎，可惜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