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轮椅,在这道门槛前停下了。
这是一道老式的木门槛,很高,几乎抵到我的膝盖。漆色早已被岁月啃光了,露出木头本来的、灰白的纹理,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中间部分,被几代人的鞋底磨得凹陷下去,油光水滑的,泛着一种温润的、属于旧物的光。它横亘在那儿,沉默,固执,像一句古老的谶语,划分着里与外,通达与困守。
母亲在我身后,双手扶着推把,微微地喘着气。我知道,她在估量,在犹豫。她总是这样,对于一切可能“困”住我的事物,都抱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与歉疚。她试探着问:“要不,我们使点劲儿?”我摇了摇头。使点劲儿,或许是能过去的,伴随着一阵颠簸,一阵令人牙酸的木料摩擦声。可那又有什么意思呢?那更像一种闯入,一种勉强,而非归来的仪式。
我便在这门外,停了下来。阳光从西边的巷口斜斜地切过来,把我的影子,连同轮椅的影子,长长地、扭曲地投在紧闭的木门上。门是暗红色的,斑斑驳驳,像凝固了的血。两只黄铜门环,被岁月染上了厚厚的绿锈,寂寂地垂着,仿佛已经睡去多年。
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这门里,曾跑过一个健全的、活蹦乱跳的孩子的魂魄。
我的目光,越过那高高的门槛,努力地向里探。视线被门洞里的幽暗一寸寸地吞噬,只隐约瞧见院中那方砖墁地的缝隙里,有几丛倔强的青苔。院子正中,该是那棵老槐树了吧。我记得的,夏日里,它的树冠会撑开一把巨伞,浓荫几乎要溢出院墙。蝉鸣像潮水一般,一阵高,一阵低。我和妹妹,就爱在树下捡那些细小的、米黄色的槐花,用线串起来,当作项链。祖母则坐在树下的马扎上,摇着蒲扇,看我们嬉闹。她的蒲扇一起一落,仿佛就能把整个悠长的夏天,扇得凉快一些。
而今,蝉声是别人的,槐荫是别人的,那串槐花项链,也不知失落在哪个年月里了。我只剩下一双眼睛,像两个贪婪的洞口,拼命地向内张望,试图打捞起一些沉在水底的碎片。
门槛啊,你这无言的判官。对于儿时的我,你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奔跑时一个需要略略抬脚的存在,是玩“跳房子”游戏里一道无足轻重的线。我们跨过来,跳过去,像一群不知疲倦的麻雀。那时候,世界是没有“界限”的,或者说,所有的界限,都是可以被双脚轻易征服的游戏。
是从什么时候起,这道门槛,变成了一座山呢?
是那次,我发着高烧,父亲背着我,急匆匆地从这门里跨出去,奔向医院。我伏在他宽厚的背上,只觉得天旋地转,那门槛在眩晕中,成了一道模糊的、颤动的影子。还是更晚些,我插队离家,意气风发地提着行李,一步就迈了过去,头也不回,心里装着的,是远方的黄土高原。那时觉得,这道门槛矮得可怜,它哪里拦得住一颗要飞的心。
如今,它却这样高,这样冷峻地横在我面前。它不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我生活的边界。我的一切活动半径,都以这轮椅的轮轴为圆心,而这道门槛,就是那圆规的铁脚,死死地钉在了地上,画出了一个我无法逾越的圈。
母亲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张小凳,在我身边坐下。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陪着我,看着这道门槛。她的沉默,比言语更沉重。我知道,她的心里,也横着无数道这样的门槛。那是为我求医问药时,一次次踏破医院的门槛;是夜深人静时,为我未来的生计发愁,那愁绪堆成的门槛;是看到别人家健步如飞的孩子时,心里那道酸楚的门槛。她为我跨过了那么多道槛,却唯独对这一道实实在在的木门槛,无能为力。
我们就这样,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坐着。不,我和母亲都在门外,而我的过去,却被锁在了门里。
忽然,我生出一种奇妙的错觉。仿佛那坐在轮椅上的我,并不是真的我。真的我,还是那个七八岁的孩童,正赤着脚,从里屋“哒哒哒”地跑出来,嘴里嚷着什么,到门槛这儿,熟练地一抬腿,便蹦到了外面的世界里去。他甚至没有瞥一眼这个坐在轮椅上、与他面容相似的、苍白的未来。
两个我,一个在门内,一个在门外,隔着时间的深渊,对望着。
风起了,吹动着巷口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无数声叹息。老槐树的一根枝桠,从院里伸出来,在风里轻轻摇曳,仿佛在向我招手,又像是在告别。有几片早黄的叶子,飘飘悠悠地落下来,有一片,正落在我的膝盖上。我捡起它,叶脉清晰,像一张画满了宿命的地图。
我忽然明白了。这道门槛,困住的或许并不是我的身体。即便我今日能进去,那院中的一切,也早已不是我的了。物是人非,时间才是最冷酷的门槛,它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永远地隔绝在了“过去”之外。我的残疾,不过是让这道时间之槛,具象化了,变得触手可及,变得如此坚硬而冰凉。
我转动轮椅,对母亲轻声说:“我们回去吧。”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她的眼里有一丝宽慰,也有一丝更深的悲悯。她没有再劝,只是站起身,推着我,缓缓地离开了。
我没有回头。我知道,那道门槛,以及门槛里封存的整个童年,都在我身后,静静地,矗立成一座墓碑,也像一座灯塔。它标记着我失去的疆土,却也照亮了我必须用笔,用思想,去重新丈量和开拓的、新的疆域。
轮椅的轮子,在青石板上发出均匀的、琐碎的声响。这声音,一路响着,响成了我此后命途中,一道道无形门槛的叩问。而每一次叩问,都始于那个安静的午后,始于那道我最终没有跨过去的、家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