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喜欢作概论，喜欢对事物做出笼统、概要的评判，总是满足于表面的认知，借用钱钟书在《谈中国诗》里的概念，我们喜欢停留在对事物的“一般印象”里，津津乐道。
譬如饮食。“南甜北咸”，一个如此笼统宽泛，极不严密的概括，居然深入人心。我们可以全然不管豆腐花、汤圆的实质，而在该吃甜还是咸的佐料问题上，大打出手。粤菜清淡，川菜嘛，就会一味辣。有位在本地开川菜馆的师傅，跟我抱怨：客人一看辣子少，就拍桌子，“没有辣椒，你们是不是正宗的川菜？”我现在做菜放的辣椒，比在重庆时多一倍！哪子个回事哦？
德国严谨，法国浪漫，北方人豪爽，南方人细腻。有次在长春，酒桌上表现得差强人意，那位当地人是这么夸人的：哥，您可像我们东北人啦！嗯，虽然别扭，毕竟是在夸奖。总好过哪天有人说你“怎么像个河南人似的！”做个河南人，该有多委屈啊。
痴心女子负心汉，女子就负责痴情，男人都是忘恩负义之徒；情况要是倒过来，就是一场举国狂欢的好戏。戴着手串拿保温杯的，都是油腻腻的中年男子；大妈们不在广场上跳舞，就在景点里披着各色纱巾自拍。充斥着网络的，尽是这类文章：“女人，一定要懂得……”
词分豪放、婉约，其实只是个概要的“一般印象”，它是不负责做细致的区别，应对例外情况的。同是婉约，李清照与柳永的风貌绝不一样，易安词要更含蓄，三变词就显得淋漓尽致。晏殊呢，雅致些；韦庄呢，清丽些。我们看西洋人，自然是金发碧眼，全一个样。西洋人看我们，料必也是懵懵懂懂，傻傻的分不清楚。国人看国人呢，跟浸润宋词几十年的专家并无差别：广西人的额头是这样的，江浙人的颧骨是这样的，内蒙人的眉毛是这样的，河南人呢，更不得了，连他们骨子里的味道，都嗅得出来。
苏轼还不豪放？你读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比柳永还凄苦。李清照该是婉约正宗吧？“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跟东坡也不相上下。
居高临远，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深入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本来各有利弊，但作概论会更有市场。因为了解每棵树的差异，花时间，费精力。概论一编成简洁明快的口号，就朗朗上口，大行其道。
好多人口里的“比较文学”，其实是“对比文学”。专注于发现点滴不同，置那么多共同点于不顾，仿佛流行的“找茬”游戏。这是两种思路：比较，更多的是求同；对比，倾向于求异。钱钟书论中国诗的特点，这句话才是关键：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把豆腐花汤圆，德国法国，婉约豪放，套进这句话，道理都通。
作概论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养成偏见，进而成为文化本位主义。作概论往往看不到共同点，不利于融合，甚至演变成歧视。所以，让我们记住布莱克的快语吧：
作概论就是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