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夏，18岁的我初中毕业了。此间正是文革时期，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兴未艾之时。在天津，六六、六七、六八届(老三届)初中毕业生“整锅端”全部上山下乡。六九届40%留城分配工作。七零届全都留城工作。七一届是“小马大羊”留城。我本属七二届，但这一年天津所有初中生被押了一年，而成了七三届毕业生。
七三届毕业生是“两丁抽一"即家中两个子女的，若有一个留城的另一个必须下乡。两个子女有一个未成年的，毕业生排行老大可上高中。我在家排行第二，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兄长是六九届的红卫兵骨干，已留津分配在军工厂。按当时的分配政策我当然得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经体俭，我被定为“病号"幸运地留城待业。按当时的“市革委”文件，待业等分配，一年不行等二年。但十分不幸的是我这一等就是十四个春秋寒暑。当年和我一起毕业下乡的同班同学都返回城里进了工厂。我还在等待。他们在工作岗位有的当了师傅，提了干，成了家。可我还在等待。十四年的待业，五千多天的等待，真可谓是望眼欲穿，让人活得深刻啊！直到今天仍有梦回当年待业之困窘。
我永远不会忘记，为了解决工作问题我上访了市革委接待站、区综合计划局、街知青办，居委会。我永远不会忘记，为了吃饭、活着，我曾在工厂、学校、机关、街道等几十个单位干临时工。我更不会忘记，为了活着的尊严，为了改变命运。我发奋学习，在考入大学之前，已把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历史，哲学，形式逻辑等通通学完。另外我还自学了法律、会计等。在待业的第十个年头我考入高等学校。并在而立之年我以各门功课平均85分以上的成绩取得华业证书。后经张健昌恩师推荐到学校代课。终于迎来了改革的春天，政府从社会招录教师。我这个待业十四年的社会青年，开始了教书育人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