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知己者死。历来被称为豪杰之态。知己之论，前文已述。而“士人”与“死亡”之间，仅仅隔着一个“知己”。知己本身有多重概念，若是知己而仅仅是知己，“死亡”似乎就成了极其廉价的事情。第三层次的蔺相如之于廉颇，是敌人之间的知己。幸运的是，蔺相如为了国家大业，可以放弃“敌意”。反之，若是为了个人利益，枉顾其他，则越是“知己”，越是恐怖。
纵然非敌人，士人的生命仅因为有知己就可以“买断”。若豫让者，所拥有者不外乎即是生命。而对于王孙公子，生命恰是其最珍贵的。用于礼遇豫让之类人的金银钱财，却只是他们有余之物。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王孙公子的资财是有余的，而豫让之类人的资财是不足的。以不足奉有余，自然不过之事。然而，生命之于豫让，其重要性与生命之于王孙公子，是相同的。放在秤上称重，重点并没有什么不同。
或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王孙公子的命是千金万金。而普通百姓不过是“烂命一条”，岂可一概而论？纵然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富二代出生就有保姆保镖，而贫民窟二代出生只有债务或者暴力。谁说命为一样？
外在的不同确实存在。然而，之所以会出现所谓“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便是说从本质而言，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区别。然而，所谓人，即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营造各种社会关系，即人生的基本内容。或追求云淡风轻，或追求轰轰烈烈，或追求朴素从容，或追跌宕起伏。无论何种追求，必然需要追求。无论是否拥有，必需某种行动。
因此，豫让所为，选择了“为知己而死”，并非觉得自己的生命价值更低，而是选择了“为知己而可以选择死”。追求的是“为知己而死”的境界。而有些人“为知己而死”，却也未必就是赞成自己生命的价值与王孙公子的生命价值一样。只是追求不同罢了。而以“士为知己者死”为标准要求别人者，恐怕也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吧。
当理解了这个概念，当看到豫让选择为知己死，而且无论如何都要去报仇，哪怕受尽屈辱、受尽痛苦时，便不能纯粹理解为“生命的廉价”、“等价的交换”，而应该理解为“理想的追寻”、“价值的选择”。
生活，对谁都是不容易的。但若是明确了自己的价值观，明确了自己想要的是何物。并能竭尽全力去实践价值观，获取自己想要之物。则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幸福者。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