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届五中全会刚在北京闭幕,主题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要理解这一表述,须置于现实语境之中:物质再生产领域的紧张,不可避免地影响关系再生产。同时,一个长期执政的超大规模组织,权力寻租与纪律松弛的风险长期存在。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因此被反复强调。但监督体系能否有效运转,不取决于监督动作的密度,而取决于两条边界的清晰程度:监督主体的边界,回答“谁来监督、各自管到哪”;监督客体的边界,回答“监督伸到哪一步为止”。
监督主体的边界,解决权责划分问题。权责不清,则“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同一事项被反复检查,监督成本层层叠加,实质约束并未相应增加。四中全会部署的“贯通协调”,针对的正是这一问题,即党内监督发挥主导作用,各类监督各有分工、形成合力。分工要按监督对象确定:人的问题归党内监督,权力运行归人大监督,账目归审计,资金归财政,业务事项归行业主管部门。同时,一个事项只有一个主监督,主监督发现其他异常并移交后,其他监督主体才接力。
监督客体的边界,决定监督的合理性。监督一旦从对权力运行的制约演变为对工作过程的全面接管,效率代价将迅速显现。这条边界的核心,在于区分“权力滥用”与“工作失误”、“原则性偏差”与“探索性代价”。“三个区分开来”的要义即在于此:容错纠错与精准问责相互补充,使监督聚焦于真正需要约束的行为。基层职责清单的实践同样证明,“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界定清楚,监督才不会演变为对基层自主空间的挤压。
理清两条边界,功夫要下在“加、减、改”三处。约束要加在权限上:通过责任分工把主监督的权限定实,防止“谁都能查、谁都不负责”。成本要减在流程上:没有否决权的监督主体不设独立流程,改为备案,因其不产生约束,只产生成本。动力要改在考核上:取消以“检查次数、发现问题数”为内容的排名,改以纠正率、复发率和单位约束成本为指标。指标一变,监督主体自然由“多查”转向“查准”。
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只讲力度,不讲边界。主体边界清晰,各类监督才能各归其位,形成合力而非叠床架屋的负担;客体边界清晰,监督才能既守住底线,又为担当和探索留出空间。在高质量发展需要治理效能而非治理噪音的当下,把两条边界画清楚,本身就是全面从严治党走向成熟的标志。边界画得准,监督才落得实:让每一分监督力量,都落在它该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