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顾东桥书
【原典117】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君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君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
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译文】
你来信说:“真正的知即是行,知而不行也就无所谓知了。这是学生学懂弄通的关键,必须踏实躬行才可以。如果真的以为行即是知,恐怕人们只专心求诸本心,而荒于事物的道理,那样对于事物的认识肯定会有晦暗不明的地方,这难道不是背离了圣学中所说的知行并举了吗?”
知的真切笃行处是行,而行达到明觉精察的境界就是知。知和行两者的功夫本不可以分割,只因为后世学者把它们分作两截来用功,先失去了知行的本体,所以才有知行合一并举的说法。真正的知即是行,知而不能行也就无所谓知了。犹如来信所讲“知食乃食”等例子也可说明,前边已大致说过了。这虽然是紧急纠正时弊时才说的,然而知行本就一体的,无须单凭己意抑此扬彼地寻个圆全说法,以追求一时的效果。
至于专门求诸本心而荒于推究事物的道理的说法,这大概是失去了本心。事物的道理不存在于本心之外,在心外推究事物的道理,也就没有事物的道理了;荒于事物的道理而求诸本心,那么本心又是什么呢?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就是理。故此,人有了孝顺之心,这才有孝顺之理;没有孝顺之心,也就没了孝顺之理。有了忠君之心,这才有了忠君之理;没有忠君之心,也就没了忠君之理。理岂在我心之外呀?朱熹先生认为“人做学问不外心与理而已。人心虽表面上是只掌控着自己的身体,而实际上统管着天下万物的道理;道理虽然体现在万事万物上,而实际上存在于人心之中”,他这样把心和理时分时合的说法,就未免让学生生出心、理各为一端的错误思想。这也就是你所担忧的“专求本心,遂遗物理”的根源,究其原委正是没弄懂心即是理啊!
在心外推究事物的道理,就会有晦暗不明之处。这实际上就是告子的“义外”之说,孟子斥之为不懂得什么是义。心是一个整体,以它对所有人的恻隐之心来说称之谓仁,以它合乎时宜来说称之谓义,以它条理分明来说称之谓理。不可以在心外探求仁、义,怎么唯独可以在心外探求理呢?在心外求理,就是把知行看做是两件事。在心里寻求理,这正是圣学知行合一的教诲,你又何必疑惑呢?
【解读】
朱子将知行分为两事,是根源于他“析心与理为二”的思想。将心与理分而为二,在外界的事物上求理,则理与心割裂,就与作为主体的人没有直接联系,自然不要求主体的人立即行动,知与行也就分离为二了。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是“心即理”。换言之,“心即理”是他的“知行合一”说的本体论根据。所谓“心即理”是说“心”与“理”合二为一,不可分离。“理”是“心”之理,在“心”之中,而“心”则包含万“理”,与“理”不离。
顾东桥问的问题很有预见性。如果行即是知,恐怕会造成大众只在本心上用力,而忘了探求事物的具体道理。用现代人的话就是,大众都在专注本心,恐怕会忘了去研究科学技术吧。
王阳明去世后,心学果然出现了这种势头,一些人打着心学的旗号整体高谈心性,对事物的具体道理不去探究,直至明朝灭亡。在这种背景下,顾炎武等人认为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就在王阳明,认为他和他的学说影响一代学风,导致大众纷纷研究心性而忘了具体的实务,这才是最终导致神州陆沉。到了现代,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明朝没有像英国那样出现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当时的主流学术——心学——对心性的重视而对物理轻视所造成的。
与顾炎武的指责恰恰相反,王阳明认为高谈心性、不明物理本身就是知行分离的一种表现。离开了具体的物理,心性怎么体现呢?知行分离的另一个极端是专求物理、不明心性、道德沦丧、礼崩乐坏。这都是违背了知行合一所必然出现的结果。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基础在于心即理,亦即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他认为将格物看做向外探求事物的道理,而不知物理不外于人心,心之体性也,性即理。朱子的看法与阳明相似,只不过在阳明看来,朱子将心与理分开而说,留下了后世“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阳明在此贯通了心、性、理,避免了此患。
参考资料:《传习录集评·梁启超点校》(九州出版社)、《传习录》(中国画报出版社)《传习录(明隆庆六年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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