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唐斯是一个Think Different的人，这些年来，他思考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企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发展速度，这种不平衡将会带来怎样的冲击、改变甚至颠覆”这个主题。
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先后有了《释放杀手级应用》、《颠覆定律》和《大爆炸式创新》三本书，拉里·唐斯认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将我们带入到“大爆炸式创新”时代，如今的企业要应对的是“无法阻挡的发展、无法控制的成长、无可遵循的战略”。
那么这个时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怎么去做？带着这些问题，我采访了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拉里·唐斯先生。下面的这个对话，希望能够给大家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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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志刚：你的专业是文学、法律和信息技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在技术与社会趋势，以及企业创新发展这些领域做了这么多的研究？
LARRY：我对这些事物的兴趣早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前就开始了。在童年时我就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喜欢看《星际迷航》（Star Trek）、《星球大战》（Star Wars）等电影，我也阅读了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和罗伯特·海莱因（Robert Heinlein）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一个个截然不同的、关于未来的设想。有些设想相当美好，有些设想则十分糟糕。这些描述深深吸引了我，也使我开始好奇是什么使我们的未来变得更美好，什么使未来变得更糟糕，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运用科技的力量，我们曾经以为这些技术将在很久以后才能出现，而如今它们已经成为现实。
贺志刚：你曾经写过《杀手级应用》《颠覆定律》《大爆炸式创新》，这几本书之间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延伸？
LARRY：这些著作在逻辑上是互相关联的。第一本书《释放杀手级应用》（Unleashing the Killer App），是在我意识到互联网将对商业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时写成的，对于许多人来说，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互联网是第一个面向普通消费者，而非商业和政府用户的计算技术。在它诞生之际并未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而这本书首先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将对商业环境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这本书主要讨论了互联网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例如，电脑、娱乐、金融以及出版业，我们也对互联网技术如何颠覆以及变革这些行业做出了大量预测。
最近出版的《大爆炸式创新》（Big Bang Disruption）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像是前一本书的续集。保罗·纽恩斯（Paul Nunes）和我在研究中意识到，在过去的十年间，由于电脑大小、运行速度、成本的改进以及移动宽带网络的优化，大量新技术得以涌现。那些在过去不曾受影响的传统行业也首次受到颠覆性的冲击——制造业、农业、政府机构、教育等等，目前为止，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受到任何影响，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颠覆将在这些行业发生。
因此，这本书将讨论创新的本质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发生变化的过程会是怎样的，以及在位企业如何应对，创新者、创业者以及投资者们如何利用这次机遇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你所提到的另一本书，《颠覆定律》（The Laws of Disruption）则考察了一个枝节的问题，即法律和公共政策将如何影响创新发生的过程。我写作那本书是因为我对一种现象非常担忧——在美国和欧盟，政府机构越来越关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我看来，未来科技在使用中所涉及的隐私、版权、网络犯罪等问题应交予我们来预测或决定。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就如同你知道的那样，科技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而政府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做事。因此，那本书旨在帮助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能为他们国家公民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不去干预这些技术的发展，让他们自我管理，而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目前我也在实践这些事，我现在至少每月去一趟华盛顿游说官员们放弃过度“乐于助人”的念头。
贺志刚：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社会发展的速度，所以就会带来社会结构层面的很多颠覆性挑战，是这样吗？
LARRY：你说的非常对。我所描述的颠覆定律是指我们的社会与制度的变化是渐进的，而技术的进步则是呈指数级、爆炸式的。社会增速和科技增速的差距将不断地扩大，而这种差距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仅仅是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在早期工业革命发生时，科学技术已经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社会运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现在我们面临的现象则是，随着科技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产生问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问题也越变越多。我在书中指出的问题正是随着这种差距的扩大而出现的。
贺志刚：有关创新的理论，比较有影响的有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跨越鸿沟》等，你如果评价之前有关创新的理论？
LARRY：你所提到的这两本书的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和杰弗里·摩尔（Geoffrey Moore），他们是创新理论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对我的研究与思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研究做得不好，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创新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伴随着硬件和软件的计算速度越来越快、价格却越来越低廉而体积越来越小。在这变革发生的50年间，从克里斯坦森教授的研究到杰弗里·摩尔的研究，创新者面临的市场环境已经变得相当不同。
例如，克里斯坦森教授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证明，颠覆式创新技术的将使得市场价格变得更为便宜，但同时也伴随着质量的恶化。在颠覆式技术进入市场到真正改变市场之间，在位企业有充分的时间适应这种变化，并有序地做出调整。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我们所定义的大爆炸式颠覆技术从进入市场一开始价格就更低廉，质量也更优。因此，那些关注早期技术并认为他们有充分时间调整适应的在位企业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这种适应期根本不存在，他们需要在这种颠覆性技术进入市场之前就察觉到并且开始适应。
另一方面，我认为杰弗里·摩尔最深刻的洞见是，一些产品，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有一个类似钟形的产品生命周期。摩尔大量地借鉴了社会学家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的研究，后者认为当一个颠覆性技术出现时，它并不会立刻进入市场，而会从一些早期接纳者入手，即一些对新生事物感兴趣并热衷尝试的人。通过这些实验它会了解到怎样才是进入市场的最佳方式，并在之后将这些经验运用于面向主流消费者的营销与产品开发。但是这个思路仅仅适用于过去。随着近五十年几十亿台手机设备的出现和其他创新的诞生，当一个崭新的技术进入一个市场时，假如它是一个不错的技术，那么所有消费者群体都将迅速地接受它。因此，企业不再有时间考虑市场细分，有条理地向市场发布产品、获得收益直到产品退役。你需要在一开始时就完成所有的事情，你需要在产品最初的12到18个月成功获得消费者认同之时就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这就是现在市场上通常发生的状况。
贺志刚：大爆炸式创新时代的三个原则：无可遵循的战略，无法控制的成长，无法阻挡的发展。与其他的始终想寻找确定的路径和方法的理论不同，你给出的结论却是不确定的，那么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可以遵循的战略和路径吗？
LARRY：是的，我们现在经常喜欢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相当混乱的创新局面，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如今的创新变得越来越廉价——创新的成本在下降，宽带网络和设备在全球无处不在，而这使得几乎每个人都能成为创新者。你能以相当便宜的价格买到创新需要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以有意思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并利用真实用户作为实践创新点子的实验平台，而这一系列过程的风险相当低，也相当便宜，甚至它也不需要你拥有大量经验。一方面，这是相当令人激动的现象，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人假如有兴趣的话都能成为创新的实践者，我们甚至见到过一些投资很少或者经验不足的人也能取得相当瞩目的成功。
但对于在位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你可能面临着来自一个全新世界的潜在竞争者，而且在竞争过程中技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你也根本无法预测这种变革将在何时到来。但是当我们考察这些在转型中成功生存下来并浴火重生的企业时，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些共性，他们能在新技术萌芽阶段敏锐地探测到变化，考察那些实践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过程，并从那些实验失败的企业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甄别出恰当时机进入市场。
例如，当你考察电子书这个市场时，你会发现它经历了长达10年的实验失败期，许多在位企业会认为这意味着电子书技术发展尚不成熟，不会对自身的发展构成威胁，但贝索斯（Jeff Bezos）和亚马逊（Amazon）则从中吸取教训：例如，失败的原因很可能是没有足够的显示内容，没有足够的电池续航能力，没有足够强大的联网能力，产品的大小设计存在问题或者定价策略有误。他们意识到，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下，所有这些缺失条件都能得以满足，事实证明，亚马逊正是在这个有利的时机推出了Kindle，并一举获得巨大的成功。
贺志刚：你到中国来，有什么样的感受？看了哪些企业？他们的创新能力如何？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LARRY：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站在长城上，那时候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来到中国。当然，你总是无法预测世界的变化以及这个国家发展得有多快。在我到访的四到五天里，我看到了拔地而起的建筑和新铺设的公路，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我所见过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亲眼目睹这个发展过程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在我停留的这几天我也参观了几家中国企业，对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中国年轻创业者们的热情，他们对科技的理解丝毫不逊色于硅谷，他们拥有与硅谷一样崭新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他们将重心放在中国市场，一个完全不同的、非常广阔的市场，同时也是一个极佳的试验平台。
贺志刚: 未来创客（Futuretrek ）是一个探寻未来，聚焦趋势，推动创新的新媒体品牌，请给未来创客说几句话吧!
LARRY：就像你知道的，世界千变万化，与读者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容易，媒体的形式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混搭和创新。如今媒体不仅仅意味着印刷的图书和杂志，还有视频、音频等等，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各种媒体形式结合起来，向一个崭新的阅读群体推广。这个群体已经无法将其定义为“读者”了。我们更多地把他们称作“参与者”。他们也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因为现在信息的传递不是单向而是多向的。读者不仅仅被动地接受信息，它也同时将信息反馈给你，读者之间也存在互动与交流。这就给媒体行业的人带来了巨大机遇。我觉得现在你们尝试的每一件事都非常激动人心，意味着巨大的商机，也给传播你们的使命带来崭新的途径——知会大众、教育大众、启蒙大众——这就是媒体人们一直奋斗的使命所在，现在你们有充分的手段去实现这个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