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0日，是我在涂坊下乡48周年纪念日。
一晃眼48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刚走出中学校门，瘦瘦高高，一脸懵逼的青涩小伙，转眼成了一个每天上街买菜、溜弯的老头，福州人叫“老依伯"。
那一年，我19岁。
从 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底，我陆陆续续完成了初高中学业。
其实在我小学快毕业时，文革就开始了。我所在的中区小学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学校乱糟糟的。但我们六年级仍坚持进行了毕业升学考试，一百多位同学大都录取到了农中，城中，而我却幸运地进了长汀一中。
进入一中，此时已无书可读。老师们已经靠边，学校临时派了两个高三的学生当我们的辅导员。不久大串联开始，我先是随学校组织的串联队到了福州，后又同本班的几个同学步行串联到了瑞金、井岗山、韶山，长沙，然后折往广州，等到回到学校时，已经是1967年2月中旬了。
学校里的文革越发如火如荼，各种组织林立。我因为家庭有点历史问题，没有一个红卫兵组织接纳我，只好整天在街上游荡，直到1968年底学校复课才回到课堂。
学校已改名为“抗大中学”，课程也大为压缩改革，不是下厂学工，就是下农村学农，每天都要天天读，背毛主席语录，学老三篇，开展斗私批修，初中生活就这样懵懵懂懂过去了。
1971年赶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恢复办高中，我也顺利升上了高中，较为完整地学习了两年的高中课程。
其间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大的变故。父亲从连城县城下放到姑田，弟弟妹妹受家庭牵连未能升上高中，妹妹失学在家，弟弟随父亲转到姑田上学。哥哥也于1969年底插队到最偏远的红山。嬸嬸一家随迁到叔叔下放的辽宁复县农村后又迁往了南宁。祖母、祖父相继于1971年、1972年逝世。一家人从此东零西散，天各一方。
1972年底我高中毕业了。同年级个别关系硬的当兵去了；有的因是校宣传队、篮球队的骨干，留城进了二轻局；还有一些按政策作为照顾对象留在街道，一些女同学更绝，为了逃避下乡，临毕业前就匆匆找了丈夫结婚。我却别无选择，只能作为知青到农村广阔天地去。走出校门，四顾茫然，我不知未来的出囗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