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乐读笔记15 辑佚学和辨伪学
一、辑佚
辑佚学是类似于古物修复的工作。它要求从众多书籍中寻章摘句，把已经散失的书籍片断拼凑起来，力求恢复古本原貌。它和校勘有比较密切的关联。从相同的方面看，辑佚的步骤包括五个环节：一是从各种文献中抄录佚文，二是就所抄录的文献选择合适的底本，三是通过版本比较来注明诸本的异同，四是比较异同而校正文字，五是依校定的文字恢复篇章。后四个步骤其实都是校勘学的步骤。而从相异的方面看，辑佚、校勘在对象上和目的上则有不同。校勘的目的是纠正古书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恢复古本的原貌；辑佚的目的则是弥补古书在流传中的散失，恢复古书的原貌。校勘面对较小的散失，辑佚面对的是较大的散失。辑佚是依靠散存史料重建古本的工作，它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观点：史料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所记录的内容，而且在于它的存在形式和它的结构。
我们在前面说过：文献学有一个特殊的讲究，不同于其他学科，这就是追求古本之真，而不追求事实之真。它的目的是保证材料的准确性，而不是保证理解的准确性。它的合理性在于：古本之真代表了唯一的客观；而事实之真是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中的，每一代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它只代表相对的客观。要理解辑佚学，掌握它的理论和方法，关键就是建立这个古书至上、古本至上的观念。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用他们的实践作出了证明。当然，这些实践也证明：熟悉类书、熟悉古书的传注资料，是做好辑佚工作的技术要点；因为在类书和古书的传注资料中，保存了大量佚书资料。
二、辨伪。
辨伪也就是对伪书伪说加以辩证，包括古籍辨伪与古史辨伪。前者是文献辨伪，后者是学术辨伪。辨伪的目的是辨虚实、论得失，以正本清源、去伪存真。20世纪前60年，辨伪学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例如梁启超撰写于19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三部书对伪书的种类、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意义、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等等做了系统的阐述。又如张心激编撰、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伪书通考》。它以书为单元，按时代顺序罗列历代学者对该书的考辨之说，对每一部在历史上被考辨的古书，都说明了古籍辨伪的源流。它共采录书籍1104种，是集大成的辨伪工具书。再如余嘉锡编撰、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库提要辨证》。它系统考辨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缺失，并对所论述的许多古籍，从内容、版本到作者生平都作了翔实的考证。
王老师认为，学习辨伪学的要点应该是建立学术鉴别能力，正确使用已有的辨伪成果。
有鉴于“怀疑一切”思潮和“古史辨”运动，王老师认为，现在最应该做的辨伪工作是辨“辨伪学”之伪，是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的资料，正确认识历史记载从口传到笔录的过程，认识古代典籍结撰和流传的规律，认识古代表述的确切含义。
王老师的两篇关于音乐文献辨伪的文章。一篇题为《关于〈古今乐纂〉和音乐文献的辨伪》,另一篇题为《再论音乐文献辨伪的原则和方法》,发表在《文艺研究》2008年第11期、2010年第5期。
前一篇提出关于辨伪原则和方法的十条意见：
一、读懂文献，正确标点；
二、对相关史料作客观比较，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
三、“多闻阙疑”,用充分考据的方式和保留沉默权的方式处理疑点；
四、以“同情的理解”批判对象，尊重其时代属性和表述习惯；
五、注意个别现象与制度化现象的区别，以及事物名称在广义与狭义上的区别，避免比附；
六、作判断时寻找系统的证据，不立孤证，更不立臆说；
七、正视不利于己说的证据，不故意回避；
八、考查著录之时要做到资料完备，并和推究征引相结合；
九、正确理解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等情况，分清名实；
十、提升修养，达到“知”的境界。
以上十条意见的主要意思是：只有具备了学术常识，具备了基本学术素养，才能进行音乐文献辨伪。后一篇则认为：“音乐文献辨伪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它要求懂得著录和征引，以确认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书的传承；要求广罗证据，以探明各项记录的历史真实性；要求多闻阙疑，不以空话、假话掩盖真实；要求以科学的态度作合理论证，谨慎避免混淆概念、虚假推定、以偏概全、望文生义等逻辑错误。技术不可或缺，态度更为重要。”这两篇文章都有很强的针对性，紧密联系于音乐文献辨伪活动中的问题。
通过这两篇文章，可以知道：要掌握音乐文献学，关键是要明白文献学的原理，端正学术态度。
关于古典文献学对于音乐研究的价值，我们也可以概括出以下三条：
第一，它为音乐文献的整理工作提供了许多可资遵循的法度、原则和典范作品。
第二，它为音乐研究者提供了一大批可资利用的考据学成果。
第三，它为音乐研究者指示了治学的方法和搜集资料的途径。就此而言，音乐研究者应当向自己提出掌握文献学基本知识的要求。要求自己在每一项研究工作中，都实现资料的完备性，学会使用竭泽而渔的搜集资料的方法；要求建立新的学术作风，把文献整理当作研究工作的前提，进而培养把文献工作与理论工作交叉进行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