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去世三周年祭日，我却没时间回老家到他坟上去烧几张纸。

父亲在的时候，我曾经有想法要写一点有关他的文字，却一直没有只言片语。

想写父亲，是因为他的不普通，准确的说父亲的出身离普通还很遥远。

父亲去世时是82岁，但事实上没人能确认他的真实年纪，连同他的姓氏、生日，父亲通通不记得。

差不多75年前的一个冬天，在河北迁西洒河桥，一个八九岁模样、光着脚的矮小男孩在沿街乞讨，他身上没有衣物，只有一条破麻袋披在身上。

上世纪洒河桥一带的气温，整体要比现在低一些，即使是初冬，也差不多是结冰的天气了，难以想象腹中无食、身上无衣，饥饿和寒冷带给男孩儿怎样的痛苦。

幸运的是，来自宽城大屯村的一个蔡姓年轻人赶集时发现了他并带他回家，然后送给了正好回大屯娘家的我的奶奶。

奶奶不能生育，爷爷奶奶收养了男孩儿，自此他在艾峪口有了家，后来结婚生子养家糊口一直到2016年年初离世，40多年前我有缘成为他的第三个儿子。

在被蔡姓年轻人搭救之前有什么样的经历，父亲从未提及，不知道是不记得还是不想提起，反正我们一无所悉。

我的母亲在十七岁时嫁给了父亲，她比父亲小了十余岁。

嫁给父亲是要强的母亲一生的不快，她也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直至父亲去世。

父亲一生老实本分甚至懦弱，轻易不说话，也极少和人沟通；母亲要强，脾气暴躁，对我们三个孩子动手也是常事儿；除了缺少心机，他们一辈子没有找到任何相通的地方。我分别继承了父亲的老实和母亲的要强以及他们共同的毫无心计，这是我一切问题的根源。

母亲也是苦命出身，在母亲幼年时候我的外祖父就去世了，当时她和一个比她更小的妹妹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

外祖母要靠自己开荒种地来养活她和她的两个女儿，但生存不易。据母亲说那时她的小妹妹刚刚会坐，每天在炕上饿得摇来摇去。还没来得及体验这世上更大的磨难，出生没两年的小姨还是被饿死了。

后来外祖母扛不住生活的艰难辗转改嫁几次，母亲的童年记忆是跟着外祖母寄人篱下直到嫁给我的父亲。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知道自己真实姓氏，家里也没有任何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仅有的亲戚给我的记忆也多是不愉快。

曾经有一次大年初六，我大屯的舅爷（奶奶的弟弟）庆祝年满66周岁，奶奶和父亲都去他家里祝贺并留下吃午饭。我有事情去找父亲回家，刚进入舅爷家的窗户地（农村家庭用来烧火做饭、通常也是进入正屋之前的那一间屋），几个表姑就把我团团围住，其中四表姑和五表姑用非常恶毒、不堪入耳的言语骂我，他们误解我借着找父亲的名义去她们家蹭饭吃。

父亲一生不苟言笑，轻易不流露感情。

见过父亲唯一一次流泪是我奶奶去世，我和父亲跪在村头迎接吊唁的亲戚，父亲跪下去的时候嘴角一抽流下两行清泪，我也不禁哭出声来。

父亲表达喜悦通常是微笑，面部表情放松，目光柔和，同时带着一点难为情，尤其见到他的几个孙子孙女时最容易流露这种不自然的笑容。

记得有一次我带女儿回家，父亲看到他不轻易见到的孙女儿，目光一下子变得柔和又专注，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山上干活捡到的风干栗子送给他的小孙女儿，带着微微的笑容一言不发。女儿怯生生接过她爷爷手里递来的栗子也是什么都没说，这是爷孙两人为数不多的见面和交流。

记忆里和父亲在一起最深刻的印象是干活，每次干活的场景里会都用到手推车。现在想来，可能是我的两个哥哥要干更重的农活，给推车拉纤这样的轻活自然就给了我。

手推车是冀东地区最常用的农具，家家户户都至少有一辆这种木制车架的胶皮独轮车，用来推粮食、推柴火、甚至推送腿脚不便的人；过去经常看见有小脚老太太偏坐在推车上，由自己的男人或者儿子推着去邻村串亲戚。

现在尚能回忆起第一次和父亲一起用独轮车干活，是在某年夏天的一天，当时我正在读小学，母亲向奶奶在大屯的娘家借了两袋水泥，准备用来制作猪食槽子。

那天吃完午饭，父亲叫上推车我出发，要去大屯取回那两袋水泥。

因为推车上空无一物，七八里的路程很容易，即使骄阳似火，即使越岭翻山。

用推车运送两袋水泥对父亲来说非常轻松，叫我一起不过是让我陪他罢了，拉纤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上岭时父亲满头大汗，我还是用尽了力气。

30多年前那个艳阳高照的仲夏午后，碾子峪白土子岭西坡，一辆独轮车上左右各放着一袋纸质包装的水泥；车前是一个瘦小的少年男孩儿拉着车，纤绳勒在肩膀里，他一手握住胸前的绳头，一手攥住背后的绳身；车后是一个瘦弱的中年男子推着车，他两只胳膊微微弯曲，两只粗糙的手分别紧握独轮车两侧的车把。

两个人都是流着汗、红着脸、弓着背，一步一步；父子齐心合力，独轮车吱吱呀呀慢慢上山下坡，一路前行回到艾峪口东沟的家。

进门第一件事是不是从水缸里舀起一瓢凉水，喝下的水是不是格外甘甜解渴，我再也没法记起，我只记得那天午后的阳光特别晒，只记得那天白土子岭西坡没有一丝风。

第二次能记起和父亲一起用手推车是在一个秋天，我不记得当时我上初中还是小学。

那是一个秋风瑟瑟的下午，母亲胆道蛔虫的老病发作。

胆道蛔虫在当时的农村是常见病，几乎每个人体内都有这种寄生虫，多数人都不以为意。

母亲的这个病比别人都要严重，发作起来有些景象让人毛骨悚然，现在的人恐怕无法想象。

那一次旧病发作，母亲痛得实在无法忍受，父亲决定带她去乡里的卫生院。

父亲向邻居借了一辆手推车，和家里的手推车左右并在一起，用两根扁担横在两辆车上，系上绳子把他们绑在一起，一辆双轮车就做成了。

父亲把被子铺在两辆车的中间，并让母亲躺在上面；他在后面推车，我在前面拉纤，一路急急忙忙赶到碾子峪卫生院。

那时的医生和医疗条件，恐怕也只是开些去痛类的片剂。不管怎样母亲的痛苦减轻许多，他们商量后决定趁着天还没黑赶快回家。

艾峪口和碾子峪之间有条没法绕开的河，离当时的卫生院不远。在我和父亲脱鞋准备淌水推车过河的时候，旁边来了一辆四轮拖拉机，要和我们去同一个方向；趁着拖拉机过河减速的机会，一向不愿开口求人的父亲满脸堆笑和司机打招呼，恳求他用车把母亲和我捎回家。

到今天我也无法理解，这样举手之劳的小事司机为什么会拒绝，他驾车缓缓过河后扬长而去，不顾父亲的请求，甚至都没正眼看我们一家人。

从小经历这样人情凉薄的我一直没学会拒绝，我不知道是否和这件事情有关。

再一次按顺序回想起和父亲一起用手推车干活，是我初中时候的某个冬天。

那一年村里开办了果酒厂，说是酒厂，也不过是个用山楂做酒的小作坊，厂里会回收旧酒瓶以重复装酒。

那时候大哥经常会骑上自行车翻山越岭收购旧酒瓶，每天早出晚归，为的是赚取每个酒瓶2分钱左右的回报。

有一个星期天，母亲决定要父亲和我推车到临近的几个村子收购旧酒瓶。父亲不置可否，而我极力反对，我不想让我的同学看到我和我的父亲是收破烂儿的。

可惜反对无效，在母亲的威逼利诱下，我还是和父亲推上手推车带着两个推篓离开家，走上沿村吆喝收旧酒瓶的路程。

老实本分的父亲张不开口，同样老实，还夹带着害羞和不情愿的我，自然也不愿意高声喊出：“收旧酒瓶子嘞”。

走了几个村子，我们收到的酒瓶也没超过30个，我人生第一次商业活动就这样在不成功中草草结束，现在想来非常懊悔。

在回家的路上，走到现在碾子峪小学路口的时候，父亲把推车放下来，他要去十几米外上厕所。

那时候的厕所都是旱厕，用石头垒起一人来高的墙作为围挡，中间有一段石墙隔开男女两侧供学生使用。

等我估摸父亲差不多出来的时候，我朝着厕所的方向望去，只见父亲蹒跚着从距离我所在路口较近的女厕一方走出来。

我对父亲喊着：“爸，那是女厕所啊！”，父亲不好意思的对我笑笑。那时候的厕所没有标注男女，即使有标记对没上过学的父亲来说也没有意义。

那天是周末，没有学生上课，也就没有性别不同的学生进出厕所给父亲做示范，当然也因为这样才没有出现让人尴尬的场面。

我们爷俩儿回到家，自然没有逃掉母亲的一顿数落，那时候是真的不懂事，穷人家的孩子哪来的爱面子呢。

再能回忆起和父亲用推车一起干活，已经到了我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

是秋冬交接的时候吧，地里的庄稼都收拾妥当，甚至收完秋的土地都已经被耯过一遍。

那一次我回家去，母亲告诉我说父亲去割柴火差不多该回来了，并要我去接他。

我推上推车，去父亲下山的路上迎他，果然快到水泉沟门儿的时候，看见父亲挑着两捆柴火从山脊上往下走。

在山脚我们爷俩儿碰到一起，我让父亲放下柴火歇一下，一会儿再把柴火放到车上推回家，父亲说马上就到家了，不用再折腾。

我没有和父亲争执，只想自己把这担柴火挑回家，不过我走了没有十几米，就再也无法承受柴火的重量了，肩膀上火辣辣的疼。

真是让我羞愧不己，那时候父亲已经60岁左右，而我正是体力最好的年纪。他走几里地山路能把柴火挑回家，而我走了十几米平路却不得不很快放下，父亲的吃苦耐劳我确实不曾真正体验过。

父亲冬天上山割柴火更是我没体验过的，我小学毕业之前的那些年，割柴火是冬天里最重要的农活。

每天4点左右、天还没亮，父亲就要起床，带上我两个哥哥去更远的大虎沟上的三剑顶弄柴火。早饭之前，父亲要往返两次，第一次先挑回一担，留下我大哥二哥在山上继续，然后父亲返回去和他们各自挑一担柴火回来。即使数九隆冬，将近零下20度的气温也不曾中止。

因为要靠卖掉多余的柴火供我们三个孩子上学、贴补家用。这些柴火甚至是亲戚之间沟通的礼物。那时候每到临近过年，二哥和我都会推两捆柴火到榆树峪我的一个老叔家；说是老叔，是因为在他小时候我奶奶曾经靠治病救了他一命，于是认我奶奶做了干妈。他们夫妇两个都在供销社工作，是我们家最有身份的亲戚。

父亲老年的时候膝盖外翻严重，到后来走路困难直至卧床不起，都和他早年辛苦的劳作经历有关，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了两腿侧弯的迹象，但是父亲在干活这件事情上从未惜力。

虽然父亲有过悲惨的童年，但70岁之前身体其实还好，我从未听说感冒发生在他身上；或者即使感冒在身，他也不想表现出来。

父亲年轻时候有过唯一一次手术经历；他腹部从小就有一个直径4厘米大小的脂肪瘤，那一年母亲求了到村里做计划生育的手术队帮忙给他做了手术切除。那天赶上我不在家里，等我回到家看到父亲躺在炕上，腹部还覆着一块显眼的白色纱布时，当时我吓得差点哭了出来。

父亲晚年的时候，也有一次面临手术的选择；在他78岁那年正月的一个晚上，一向能忍受病痛的父亲开始不停的对我们说腹部疼痛。适逢我们在老家过年，二哥和我匆忙把他背上车送到宽城中医院，经过检查确认是急性阑尾炎发作。我们担心他年纪太大经受不住手术折腾，和医生商量后选择了保守治疗，幸运的是经过几天住院，父亲病情好转顺利出院。

父亲早年凄惨、一生辛苦，幸运的是晚年还算幸福。即使在他后来小脑萎缩、无法认人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下，我们三个家庭包括他的几个孙子孙女都对他尊敬有加；

甚至我还曾经满足过他有点可笑的心愿；在彻底闲下来，但身体状态还不错的那几年，他萌发了唱“数来宝”的想法，问我能不能给他买副竹板；为让他能自娱自乐心情愉快，我在网上给他买了竹板寄回去，虽然最后还是被母亲藏了起来。

在那之前，父亲除了和我提到过到北京住几天外，从未向其他人提起过他自己的想法，一生卑微、沉默寡言的父亲，你还有啥埋在心里的想法从未对我们说过呢。

父亲留给我的记忆不多，我给他拍的照片也少之又少，但是父亲一直在我心里占据重要位置；经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父亲望向我的温暖目光会在我脑海闪回浮现。

爸，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