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忽忽不乐

［释义］：忽忽：心中空虚恍惚的感觉；形容若有所失而不高兴的样子。

［出处］：《史记·梁孝王世家》“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日孝王。”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个宗法制维系的立体结构，从远古时期的部落禅让到“家天下”，历朝历代的继承制度基本上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偶有变形。而正是这种变形反映出了王朝权利斗争的某些内涵。

      司马迁在《史记·梁孝王世家》里用了不少的笔墨，看起来是通过写梁孝王与汉景帝之间的权力斗争来反映家庭伦理被王位继承所扭曲的政治悲剧，实际上也透露出了他对封建制度下王朝继承固有矛盾的质疑和反思，这个反思其实已经涉及到“人治”的漏洞，当然也有面对这种漏洞史家的无奈。

      梁孝王刘武是西汉孝文帝的二儿子，汉景帝是刘武的大哥，兄弟两个感情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母亲窦太后非常喜欢刘武。按照汉朝通例，诸侯王连年入朝或是入朝后不及时返回封底，都是不允许的，可是梁王刘武基本上想入朝打个招呼就可以，“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每次更是留住长安很长时间。

      问题是，汉景帝有次和梁王宴饮，一时激动就说了句话：“千秋万岁后传于王”，表达对梁王的认可和喜爱。

    其实像这样的场面，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激动万分的许诺也许出自内心，但是归根结底和自己的私心不符，更和打算“从龙登天”的大臣们利益不符。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梁王本来就有更进一步的愿望，既然得到了哥哥景帝的承诺，自己高兴，母亲窦太后也高兴。

      几年后，汉景帝的太子位置空悬，窦太后强烈要求立梁孝王为后嗣，但是以袁盎为首的一批重臣表示反对。根据褚少孙的补充内容来看，袁盎大举特举春秋战国的例子，“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父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窦太后最终被说服了，看来她的确怕引发后代子弟们纠缠不清的一笔乱账。

      可是梁孝王刘武的愿望落空了，他为泄私愤，派刺客刺杀了袁盎，这一举动触怒了景帝，尽管事后刘武一再赔罪，尽管窦太后依然用亲情逼迫，但也阻止不了兄弟两人的疏远和分离。梁王刘武既后悔又怨恨，每天“忽忽不乐”，最后得重病死去。

      我们简要列举中国历史上兄弟相继的例子：在唐朝前期有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中期有敬宗李湛和武宗李炎，晚期有僖宗李儇和昭宗李晔；在宋朝有钦宗赵桓和高宗赵构；在明朝有英宗朱祁镇和景帝朱祁钰。

      李显和李旦受困于母亲武则天的掌控，所谓的帝位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仰人鼻息的傀儡；

      李湛和李炎更是被几个当权的宦官攥得死死的，兄弟的继承根本就是内外廷角力的结果；

      李儇12岁就登基，是唐代年龄最小的皇帝，但是被各地招兵买马的藩镇逼得多次出逃，而李晔继承哥哥之位，也不过是在黄巢起义的烽火里给唐朝唱唱挽歌罢了；

      赵桓和赵构的迭代是“靖康之变”的直接结果；朱祁镇和朱祁钰的转换也不过是“土木堡之变”的被迫选择。

      排除了这些危急时刻的兄终弟及，当然更多的是那些窦太后一类的想法，当年的宋太祖赵匡胤不是也听从了母亲杜太后的遗言，把帝位传给了弟弟赵光义吗?只不过，在世人的眼中，依然留了一个“斧声烛影”的暗影罢了。

      说老实话，我非常理解梁王刘武的心思，因为自己的父亲汉文帝刘恒就是接的他哥哥汉惠帝刘盈的班，在那个诸吕乱政的时候都能行，自己和哥哥景帝关系这么好咋就不行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如果吕后还活着的话，刘恒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汉文帝。自从西周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以来，汉族王朝的继承形式基本上排斥了兄终弟及，上面所举唐、宋、明几个例子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

      兵戈乱世的温情，尚且经不起时间和命运的考验，遑论太平年代的权谋，又怎么会结出贤君明政的果实。这是一个阶级社会带有必然规律的问题，不管是哪种继承，都是“人治”的手段，走不出那个“权力是人性腐蚀剂”的陷阱。

        所以司马迁只能指责梁王的“僭越”，褚少孙也只会拿儒家《孝经》“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的老章程说事，他们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君王继承的某种疑惑，他们想不通，因为那种“郑伯克段于鄢”的礼义大防远远不能解释历代血腥的宫廷斗争。

      封建社会的人治，必然出现这样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