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评说南唐后主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所以造就了平庸无知的皇帝以及文风精奇的词人。其实深宫中不独是妇人，还有一个特殊群体，说起来略显尴尬，既不是妇人，也不在男人之列，倒是可以套用现代名词“第三性别”。当然，在历史上，他们有专门的称呼——“太监”，准确的说应该是“宦官”，毕竟太监还是他们这一群体中的高级人员；另外，也不独后主李煜是这样的成长环境，历朝历代，除了第一、二代创业和守成皇帝，其他皇帝几乎都是如此。
所以，宦官，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职业。偌大皇宫，妃嫔宫娥满院，赫赫皇权之下，除了皇帝，自然不允许有其他男人存在，而皇帝一大家子又需要人照顾，仅仅是宫女似乎不完整，还需要一些少阳刚之气的去势之人来服侍，这样既可以避免一些不可描述的意外事件（当然，却有意外，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嫪毐），也可以当做是一种调和吧。因此，宦官们与皇帝朝夕相处，尤其是高级宦官“太监”，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与皇帝的关系往往就非同一般。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历史上太监干政的记载屡不见鲜。其中，以东汉、唐朝和明朝情况最为严重，宦官的权势熏天，在东汉和唐朝甚至可以达到废黜或者毒害皇帝的地步，不可谓不令人惊叹。
那么“太监乱政”，到底是谁的错呢？并不是一句大而空的“万恶的封建专制制度”就能一概而括的。
分而论之：东汉和大明王朝，史书中言有两位皇帝，一位是汉和帝刘肇，另一位是明宣宗朱瞻基，分别要对宦官乱政之开端负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种说法是否真的负责任？据我们常识了解，刘肇和朱瞻基并不是一般的昏庸皇帝，相反，这两位都在“明君”之列，汉和帝开创“永元之隆”，东汉社会的顶峰，其治下，不亚于开国皇帝刘秀的“光武中兴”；而朱瞻基则是承继朱棣“永乐盛世”，将“仁宣之治”推向高峰。
我们探究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汉和帝刘肇，《资治通鉴·卷四十八》中有言“宦官用权自此始矣。”这里说的就是指公元92年，刘肇封赏其亲信太监郑众，升其为“大长秋”，职位相当于皇宫太监总管，高于我们熟知的中常侍之位，后来没过几年（公元102年），郑众又被封为鄛乡（cháo，古地名，在今河南）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封侯在汉朝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更何况封侯对象还是太监。要知道，自汉高祖刘邦杀白马立盟约以来到刘肇这里，封侯都是非刘姓皇族或者非功者不得封侯（李广难封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刘肇破天荒加封太监郑众为侯，开了一个先例，不得不让人深究，这太监究竟立下什么旷世功勋。首先要从刘肇继位说起，刘肇的老爸刘炟（音da，很(mei)多(wen)人(hua)亲切叫他刘火旦）走得早，刘肇继位时只有10岁（他绝不是东汉最小的皇帝，东汉王朝，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刘肇之后的皇帝普遍年纪小，有的竟然是还没满月就被推上皇帝宝座，就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年纪小怎么办，后宫太后还在呢，于是窦太后顺理成章临朝称制，太后自然要依靠娘家人，所以窦氏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中以窦宪为首的外戚家族占据主要地位，在窦太后的支持下把持朝政，且随着权位变高，窦氏家族越来越膨胀，小皇帝就成了傀儡。但小皇帝也会长大懂事，慢慢对窦氏专权不满，就要想办法亲政，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窦宪官居大将军，再加上胁平定匈奴之功，封侯拜相，远高于名义上的最高行政官员“三公”，其他的窦家子弟，也都身居重要行政与军事职位，再加上多年经营，上有实权派窦太后撑腰，下面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想要扳倒，谈何容易。
刘肇毕竟不是平常之人，想要夺权，必须要有听从自己命令的人员才行。由于窦氏兄弟专权，皇帝与外臣的接触都受到监视，所以不容易接近，于是刘肇就从身边人着手。身边主要是什么人呢，当然是宦官，但即使是宦官，也很有可能慑于窦氏权威，不敢怎么样。但还真是有这么一个人进入汉和帝的视野，这就是中常侍钩盾令（管花园器具的）郑众，史载这个人“谨敏有心几，不事豪党”，特立独行，不依附窦宪。于是，就与郑众定议，让他与正直的外臣沟通密谋，最终诛灭窦氏一族，窦太后也被软禁起来，由是，14岁的刘肇终于掌权。从年龄上看，就知道，刘肇确实有手段，年纪轻轻就能扳倒权臣，也难怪能开创清明之政。论功行赏，郑众自然备受汉和帝的青眼。多次策勋嘉奖，偏偏郑众真就是一位不寻常的人，不对，不寻常的太监，对于和帝的赏赐，每辞多受少，于是更加让刘肇喜欢他，真是一位贤才呀，自然就经常跟他议论政事。这就是史书所说的宦官用权之始。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肇封郑众是有深刻的背景所在，毫不夸张地说，刘肇依靠太监郑众亲政，而且郑众投桃报李，其行事与品格也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
再看看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承继父位，自小就接受祖父朱棣的亲自培养，甚至跟随朱棣北征蒙古，妥妥是钦定的“皇三代”。明史上说，连他老爸仁宗朱高炽能当上皇帝，都要靠这位“太孙”，因为朱高炽不怎么受朱棣待见“失爱于成谊。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明史·宣宗纪》）。足见，朱瞻基确实不一般，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非常看重。他继位后，继续推行父亲朱高炽的“仁政”，《明史》上赞曰：“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迅速平定的其叔叔朱高煦的藩王叛乱，边境也安定，又进一步完善文官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内阁制，明朝最著名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金幼孜、黄淮都是这一时期的阁臣。
按理说，他的治内，海内生平，那么为什么朱瞻基会背上宦官乱政之始的锅呢，其中不得不说的就是，朱瞻基继位第二年，也就是宣德元年（没办法，老爸朱高炽当皇帝没熬过一年，所以他继位第二年才改元），就在宫内设“内学堂”，专门教授太监识文断字。这个机构看起来没什么，实际上了不得。要知道，以往的宦官，多来源于贫困无生计的底层，还有些是战俘，可以说是实在没办法才选择去势入宫当宦官的，别说什么文化素养，认不认识字都难说。然而，到了朱瞻基时代就不一样了。皇帝专门设立学堂，给宦官提供正规教育。教习老师更不是普通人，都是翰林院的，有资格给皇帝皇子当老师的人，什么侍讲、侍读，最差的也是编修。关于内学堂的教育，明末著名太监刘若愚有过记载，他在《酌中志》中写道，内学堂教学非常严格，小太监在内书堂中一旦违反学规，就要挨打、罚跪。有一种叫做“两手扳著两脚”的处罚方式，它有点类似现在体能测试的“坐位体前屈”，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动作要站着完成，且一站就是几炷香的工夫，受此处罚者，都苦不堪言。
学成后，朱瞻基将这些人编入司礼监，让他们来帮助自己处理公文。司礼监一跃从内廷二十四监中脱颖而出成为天字第一号，入职司礼监的太监可谓“监中龙凤”，还有望成为太监中No.1，前途光明。朱瞻基这种安排有其考量。第一，这些太监在外没有什么权势，只能靠皇帝的信任才能获得地位，且与外界没有什么串联沟通的机会；第二，制衡作用，文官制度是完善起来了，但是他们并不是太好驾驭，尤其我们知道，明朝的言官个个牛气得不得了，什么看不惯都要管上一管，不怕被打，也不怕被骂，而且还反以为荣。朱瞻基本人因为爱好多点，喜欢逗逗蛐蛐，就被称为促织皇帝。所以，这种情况下，皇权集中并不容易。有太监参与中枢，获得部分皇帝才有的“批红”权力，对于内阁与外朝都有牵制作用；第三，恐怕也是朱瞻基最初的意思，政务公文奏章实在太多，他处理不过来呀。为什么呢？还要从开国皇帝老朱头朱元璋说起，他老人家看不惯丞相分他至高无上的皇权，通过胡惟庸案，一举废除丞相制度，且不允许后世子孙复立丞相。那么丞相是名义上的政府首脑，没有这个官职机构，全国政务都集中到皇帝手中，还不给奏折公文埋了呀。老朱头是大明劳模，但是不代表后世子孙也能像他一样。朱瞻基虽然勤政，可是比不过他的先人，再加上还想发展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时间从哪里来呢？自己挤不出来，那就要另辟蹊径了，找别人帮忙呀。谁呢，自己身边可控之人不就是太监嘛。于是，朱瞻基就将自己的“批红”权力拿出来些，让有文化的太监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似乎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当然，另一方面，在大明王朝，太监接触到帝国核心权力，便是由此而始。这就是后世对他的诟病。
上面的介绍，相信我们对这两位皇帝被戴帽子的原因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回到标题的问题，扣以“始作俑者”帽子，对他们真的公平吗？我们来复盘一下。
首先，刘肇一朝，理论上说，对太监郑众而言，一生最高功勋应该是辅助刘肇诛灭窦氏一族，事成后，刘肇论功行赏，对郑众是加官，但没有封侯，封侯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郑众的表现是一如既往，并没有走上骄横跋扈之路，反而愈加谦恭，一心用事，深得皇帝好评。另外，插播一下另一消息，在刘肇任内，还有一位比较有名的太监，他就是中常侍蔡伦，对，就是我们熟知的造纸术的发明者。这些说明在刘肇统治下，太监安分守己，都在皇帝许可的范围之内。结合刘肇亲政后的施政来看，比如选官用贤，自己多次下诏纳贤，重视人才，我们可以理解，他的人才理念中也是含了太监这一特殊群体的。至于他英年早逝后，出现的太监乱政，恐怕不能怪在刘肇头上，一方面，继位的皇帝无所作为，无法掌控朝局，这个属于皇帝个人其实也是朝廷集体的责任；另一方面，外戚势力一直死灰复燃，皇帝挣扎于外戚与太监之间，成了真正的傀儡。
再看朱瞻基。在宣宗一朝，也没有出现什么太监乱政的事情，他们都是完全听命于皇帝，都在宣宗的掌控之内，不仅如此，宣宗本人还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这些人或是狐假虎威，或是职务犯罪。举个例子，比如宣宗好玩，让太监出宫采购一些珍奇异玩，一旦地方或者中央官员举报太监的胡作非为后，宣宗还是按法进行相应的惩处，并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办事就姑息。宣宗之后的太监乱政，滥用权力，甚至结党，与文官集团水火不容，这种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继位的皇帝身上，他们没有宣宗的才略，使得太监失去强有力的领导，再加上官僚体制的混乱，皇帝无力掌控局面，这些无疑都给了太监掌权的机会。另外，再补充说下明朝赫赫有名的“四大权阉”，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可没有一个是内书堂出身（就当强行给朱瞻基洗白一下），所以他们祸乱朝纲，着实与内书堂扯不上关系。他们之中，魏忠贤近乎文盲，育有一女，后来自己动手阉了自己，面试了几次才入宫成功，在他看来，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对魏忠贤插叙一句，近年来很多文章开始为其翻案，说忠贤不死，大明不亡之类的，贬斥与之对立的东林党，其实我看来，无限吹捧或者贬低魏忠贤和东林党都是以偏概全，太过激进，不是我们读史应有的态度，历史已经发生，更重要的是以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汪直是被阉割的幼童战俘，因军事得宠；刘瑾更是靠着依附其他太监才得以入宫，这三个人都没有在内书堂学习过。而王振以前是个读书人，但多次科考不中，后入宫，那时内书堂应该都还没成立。
有句话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也可以用在这里，后世的无能，怪罪到前人头上，似乎不是那么客观。再好的制度，归根到底，实行起来还是要靠人才。前人栽树，后人可以乘凉，但也可能直接砍了换钱呢。
最后再说一条原因吧，我们知道，历史其实还是文官集团写出来的，他们多对太监嗤之以鼻，齿与之为伍，把他们置于对立面。比如大明万历首辅张居正就因为联合司礼监冯保而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齿。所以他们写起历史自然也不会客气，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历史由宦官群体写成，肯定会是另一副模样吧。备注一下，这里不是为太监翻案，只是提供另一种思路。另外近年来，读史较为风行，很多人不再迷信专家的观点，而是以自己的视角看待历史，这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