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邓小平的忌日。
这个日子我应该记得特别牢，因为邓小平去世的那一天，我正在跟随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访问菲律宾。那也是我第一次访问菲律宾，那一天我经历了菲律宾媒体的疯狂。
那次访菲的最后一天，1997年2月19日晚上21点零8分，邓小平去世了。
那一天早上，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总统府会见迟浩田。拉莫斯是个军人出身的总统，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86年菲律宾大选，拉莫斯是当时的菲军副总参谋长，他和当时的国防部长恩里莱脱离了长期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转而支持阿基诺夫人就任菲律宾总统，从而改变了菲律宾的政治进程。
那一场会见活动我当口译当得很心苦，我措词造句都非常谨慎，因为那天我们讨论了南沙问题，我的翻译是出不得任何错误的。而在这场会见前的一段时间里，中菲就美济礁事件发生过外交上的冲突，也发生过我们的海监船与菲海军舰艇的对峙。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会见迟浩田
我是那个埋头做笔记的口译员
拉莫斯称迟浩田为“迟老虎”
称中国为亚洲的“新老虎”
会见后，他送给迟这张合成照片
2月19日晚上，我们完成了访菲的最后一项日程，然后收拾行李准备下一站去印尼访问。总的说来，整个访问非常顺利，菲律宾方面展现出来的热情出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见到的几乎每一个菲律宾政要都要告诉我们他们身上有中国的血统。
收拾完了行李，我感到格外的放松，于是和菲律宾的警卫人员坐在酒店的大堂里一起聊天喝茶。访菲几天来，这些菲律宾警卫人员的敬业和专业给我留下了挺美好的印象。而他们也愿意与我这个代表团里最年轻的军官聊天，他们告诉我，我看到的菲律宾不算真实。他们甚至告诉我，下次我如果自己来菲律宾，他们一定带我去马尼拉的夜店里玩，那里很HIGH。
我跟他们聊起了菲律宾的媒体，这些狗仔队式的记者们这些天来对我们紧盯不放。而在1997年，我们官员都不喜欢接受采访，在闪光灯下，我们有一种很不爽的感觉。在国内，我们也经常面对记者，但都是几大官媒，我们只要把我们写好的稿件给他们用就可以了。但那次在菲律宾，我们每一项大的活动结束的时候，门口总是有一大批记者围堵着，他们高举着相机，他们甚至知道我的名字和军衔，知道我是迟上将的翻译。所以他们经常在现场大喊“Captain Li” （李上尉），要求我把问题翻译给迟副主席。而1997年2月，他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竟然不是南沙争端，而是邓小平是不是已经去世了。
而我总是对他们笑一笑，根本不会理会他们的问题。
和警卫们聊完天，我睡觉了。睡了几个小时醒来，打开电视，却看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邓小平去世了。赶紧拿出上军校时的起床速度，洗漱完毕，刚好整个代表团开会。
迟浩田上将脸色凝重，他说他半夜就被菲律宾的记者电话吵醒了。这些无孔不入的记者不知道是怎么买通酒店的总机，居然可以把电话打进来的他的卧室里。只是他们说的是英语，他反正也听不懂，就把电话挂了。
我并不了解那一刻迟副主席的内心世界，我知道他是小平一手提拔起来当总参谋长的。我个人特别的敬重迟浩田上将，不仅因为他和夫人都特别和善，而且他也很开明。在我后来主管多边军事合作的时候，他几次在我的请示件上作长长的批示，要求我军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
小平的去世，对于最高层内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都有心理准备，而且已经准备了后事。我们那个上午要决定的是：代表团是否继续下一站的访问，迟副主席是当时唯一一位在国外访问的中国高级军政领导人。
我以为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终止访问，提前回国。但迟副主席宣布的决定却是继续原来的访问行程，但不接受记者采访，取消以后行程中所有的庆祝性礼仪活动，到下一站就去中国使馆所设的灵堂祭典小平。
早餐的时候，菲律宾国防部长夫妇到酒店送行，他压根没有提起小平去世一事。做完了这场翻译，我长舒一口气：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译任务，我好像从来没有喜欢过口译这个行当。我把平时随身带的做口译笔记的笔和本往包里一扔，准备到印尼放松一下。然后全团出发去机场。
在全副武装的菲律宾警卫的保护下，我们车队抵达了马尼拉机场的贵宾室。一下车，在门口守候多时的记者们就围了上来。警卫们为我们树起了人墙，我们在闪光灯下从人墙中穿过，我的耳旁听到的最多的词是“邓小平”，当然还有记者在喊“李上尉”。我们进入贵宾室坐下，把门关上，记者们就在门口守候着。贵宾室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大家的心情很沉重。
过了一会，我们驻菲律宾的关大使出门去上卫生间。但不一会，大门开了，几个记者拥进入了贵宾室。其中一个记者举着话筒对迟副主席说道：经中国大使同意，我们被允许向您采访，您对邓小平去世有什么评论？
我刚翻译完这句话，迟副主席没有犹豫就已经面对摄像机低声但稳稳地开口了：小平同志是我们伟大的领导人……
这时候，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因为这么重大的对媒体讲话必须翻译得精确，而我手里没有笔，也没有本作记录。多年做口译的习惯已让我对笔记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好在旁边一个位置坐着我部门的顶头上司，我向他做出了要笔的动作，他从西服里侧的口袋掏出笔来给了我。没有纸，我只能在自己的手掌上做记录，手心上写满了之后，又在手背上记。那真是令我胆战心惊的一场口译，我的语速很慢，用词都异常小心。
好在只回答了这一个问题。
又过了一会，关大使回来了，他很惊讶地看到迟副主席在接受采访，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同意过接受采访。不知道，记者们是怎么搞定警卫们，冲进来采访的。
不一会就通知登机了。我是举着脏手上飞机的。那天的菲航也很奇怪，飞机准时滑上跑道，然后又通告说机械故障，又返回停机坪，然后又上跑道，又返回，几次三番地折腾我们。让我们在心情之重之际，又多了不少紧张。
下午，我们终于抵达了下一站雅加达。一进酒店我就打开了电视，也看到了迟副主席接受采访的镜头，也看到自己做口译的场面，听到了自己翻译的声音。但随后评论让我很宽心：尽管邓小平去世，但中国的国防部长继续在国外的访问，说明后邓时期（Post-Deng）的中国会保持稳定。
一转眼，小平去世已经23年了。23年里，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而这一切源于41年前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30年前经历过挫折，沉闷了几年。但这种沉闷又被1992年的小平南巡讲话所打破，这位当时已经88岁的老人用最后的努力推动中国向前走了一大步。
我们应该牢记小平在南巡时讲的这段话：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 1992年南巡讲话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