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编号】 第20号案件
【案件概要】 某省系列报复杀人案（嫌疑人针对特定职业群体实施连环犯罪）
末班车驶入终点站，乘客全部下车后，司机在后排座位上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袋子里装着一颗人头。一把牛角梳从嘴里插进去，贯穿了整个口腔，梳齿从后颈透出。
袋子的内壁上写着一行被水汽模糊的红色字迹——
“对不起。”
这是第四个死者。
我叫林述。上一个案子里，一个老人在铁轨上被火车碾成碎片，她的鞋带被人系成蝴蝶结，像是某种扭曲的告别仪式。这一起，凶器是一把梳子。沈鉴文说，用梳子杀人的人不是在杀人——是在梳头。他在给某个人梳头，那个人不是死者。
一、终点站
一月二十七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江城的年味已经很浓了，街头挂满了红灯笼，超市里循环播放着贺岁歌曲。省厅刑侦总队的值班表排到了年初七，陆修远在会上说，都打起精神，过年期间是所有命案高发期——酒后杀人、债务纠纷、家庭矛盾集中爆发。但他没说对。这一年春节前最后一案，跟酒无关，跟钱无关，跟家也无关。
1路公交是贯穿整个江城老城区的环线，从江南的火车站出发，绕老城区一圈，终点回到江南枢纽站。末班车发车时间是晚上十点半，全程约一小时。司机姓赵，开了十二年公交，从来没见过这种事。
他在笔录中说，末班车从江北终点站发车时车上只有四个乘客——一对老年夫妻、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子、一个穿深色羽绒服的中年女人。中年女人在江北商业街站下了车，老年夫妻在江南老城区站下了车，戴眼镜的年轻男子在火车站前一站下了车。他驾驶空车驶入枢纽站停车场，熄火，开灯，开始做夜间清扫。
后排座椅上放着一个黑色塑料袋。
“我以为是哪个乘客落下的垃圾。”赵师傅说，声音在录音里有些发抖，“我拎起来想扔——袋子是沉的。比一袋米还沉。”
他把袋子放在座椅上解开。袋子里还有一层塑料袋，里面还有一层保鲜膜。保鲜膜被冻得发硬，里面裹着一团黑色的东西。他把保鲜膜撕开一个角，灯光照进去——
一颗人头。女人的头。长发缠在保鲜膜上，眼睛半开半闭。嘴里插着一把梳子。
赵师傅冲到车下吐了。他的呕吐物溅在停车场的水泥地上，后来被物证组一并取样——因为无法排除呕吐物下方是否还有别的残留物。他蹲在地上用对讲机喊调度室，喊了三遍，调度员都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最后他打了110。
我和纪嫣然在凌晨零点赶到现场时，1路公交已经被拖到了省厅物证鉴定中心的专用车位上。车厢里打着紫外灯，技术员穿着防护服在逐寸扫指纹。塑料袋、保鲜膜和那把牛角梳被分别装进物证袋，编号、拍照、密封。
纪嫣然在解剖室里把保鲜膜一层层揭开。保鲜膜一共裹了八层，每一层都被冰箱冻过硬化的痕迹——不是随意缠绕，每一层都保持着压实的指法。头颅在第八层保鲜膜内侧被完整包裹，保鲜膜与面部皮肤之间垫着一层揉皱的湿纸巾，防止皮肤直接与塑料粘连。
“凶手很小心。”她说，用镊子夹起那把梳子。
梳子是牛角材质，深棕色，梳背雕刻着一只蝴蝶，蝶翼上镶嵌着极小的贝母片。梳齿从口腔上颚穿入，刺穿软腭和鼻咽后壁，从后颈枕骨下方透出。贯穿力度极大，颅底的枕骨大孔边缘有骨裂——凶手将梳子插入口腔后，用外力从下方猛击梳背，将梳齿钉入了颅骨。
“这把梳子不是凶器。”她忽然说。
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她已经把梳子从颅骨中完整取出，用棉签从梳齿之间的缝隙中提取到了极微量的白色乳膏状物质，在化验条上显示为一种含角蛋白和脂肪酸的混合物。
“头皮脂。梳子断面上有大量陈旧性头皮脂垢，渗入了梳齿和梳背的连接缝隙里。这把梳子被人使用过很长时间，不是新的。凶器不是梳子——梳子是凶手的工具。他真正用来杀她的，是一把短柄钝器，用来把梳子钉进去。”
沈鉴文在凌晨两点到达。他从物证袋里取出那把梳子，把放大镜凑到梳背的蝴蝶镶嵌上看了很久。蝴蝶的贝母翅膀上有两道极细的划痕，已经被头皮脂填充得几乎看不出来。划痕交叉成X形，刻得极浅。
“这把梳子至少有二十年历史。蝴蝶雕刻是手工的，不是模具压的。贝母片镶入牛角的方式是老式工艺，用松香和虫胶混合物粘合——这种工艺在九十年代以后就基本被环氧树脂取代了。”他把梳子翻转过来，用棉签从梳背的缝隙里挑出一根极细的头发，“头发是黑色的，直径很粗，有白发根——这是另一个人的头发。不是死者的。死者的头发染过栗色，发根新生发是黑色，但直径细得多。”
他把那根头发放在显微镜下，然后让纪嫣然做了DNA提取。
“这把梳子属于一个年纪很大的女人。”他说，“凶手用她的梳子杀人。”
死者的身份在天亮后被确认。她的指纹比对指向江城市江南区一栋高档住宅楼的住户，名叫苏婉秋，四十一岁，离异，是江城市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她的儿子住校，前夫在外省，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江南分局的民警打开她家房门时，里面没有打斗痕迹。餐桌上放着一碗喝了一半的银耳汤，碗沿已经干了一圈白色的糖渍。洗衣机里还有洗好没晾的衣服，已经馊了。门口的鞋柜上放着一份期末考试的语文试卷，红笔批改到一半，最后一题的空白处还夹着一支没盖笔帽的红水笔。
她没有出门——她是被人在家里带走的。
小区监控在两天前的傍晚拍到她独自回家，此后大门和单元门的出入记录中再也没有她的身影。但她的尸体出现在了1路公交的末班车上，嘴里插着一把不属于她的梳子。
塑料袋内壁那行红色字迹被法医做成分分析后，确认为口红——成分与苏婉秋自己用的口红不同。这支口红的基底是蓖麻油和蜂蜡，色料为氧化铁红，是一种老式配方，与第二十集钟岳案中那支过期的豆沙色口红属于同一时代。不同的是，这一支更旧——生产批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对不起。”陆修远看着那行字，“这不是道歉。是挑衅。或者是遗书。”
沈鉴文站在白板前，把梳子、口红和塑料袋的照片并列钉在正中。然后他从档案袋里抽出三份旧案卷宗，一一钉在这三张照片旁边。
“这不是第一起。”他说。
第一份卷宗编号2009-037。死者陈某，女，三十九岁。第二份编号2014-112。死者冯某，女，三十五岁。第三份编号2020-089。死者朱某，女，四十四岁。她们的共同点是都死于非命，尸体被发现时嘴里都插着一把梳子。
第一把是塑料的，第二把是竹子的，第三把是黄杨木的。每一把梳子上都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白发——同一个人的白发。
第四把是牛角的。同一个人的白发，又出现了。
“四个死者，四种梳子，同一个人在使用它们。”沈鉴文说，“这个人用了十五年，四把梳子。他每次杀人都换一把梳子，但每一把梳子都是他母亲的。他在用他母亲的梳子，给每一个死者‘梳头’。”
会议室里的灯光嗡嗡响着。有人在暖气片旁边站着，把手里的一次性杯子捏出了裂纹。
“查前三案。”陆修远站起来，“给我把四个死者之间所有可能的共同点全部列出来。”
二、四把梳子
专案组调出了前三起悬案的完整卷宗。
2009年的第一起。死者陈某，三十九岁，江城市某小学教师。案发时是暑假，她在家中午睡，有人从没有锁的阳台推拉门进入室内。法医鉴定显示她被钝器击打后脑导致昏迷，随后被凶手用塑料袋套住头部窒息死亡。尸体的嘴里插着一把塑料梳子，梳子是浅绿色的，材质是劣质聚乙烯，梳背上印着“某某旅社”的字样。梳子上提取到一根不属于死者的白发，DNA分型在当时的数据库中无匹配。案件未破。
2014年的第二起。死者冯某，三十五岁，江城市某银行柜员。案发当天她请病假在家，住在一栋高层公寓的九楼。门锁完好，窗户从内侧锁死——凶手是从正门进入的，要么有钥匙，要么死者在门内自己开了门。死因同样是钝器击打加塑料袋窒息。嘴里插着一把竹制梳子，梳背上烫着一个残缺的熊猫图案。同一根白发的DNA再次出现。案件未破。
2020年的第三起。死者朱某，四十四岁，江城市某律师事务所行政主管。案发时她独自在办公室加班，整层楼只有她一个人。监控显示她于晚上九点进入办公室，次日凌晨被发现死在办公桌上，嘴里插着一把黄杨木梳，梳背上手工雕刻着一朵兰花。那朵兰花和牛角梳上的蝴蝶使用的是同一种雕刻刀法——入刀角度一致，收刀弧度一致。同一根白发的DNA第三次出现。案件仍然未破。
前三起案件发生时，省厅曾组建过专案组进行串并，但始终未能锁定嫌疑人。三案的物证串并报告上写着同一行批注：“梳子上的白发DNA分型完全一致，指向一名老年女性。但该女性身份不明，不在任何数据库中。”
“三起案子的共同点，除了梳子和白发，还有什么？”陆修远问。
技术科把四个死者的详细背景比对结果投在屏幕上。年龄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不等，职业各不相同，居住区域分散在江城市四个不同的区，社交圈没有重叠，亲属关系没有交集。她们生前互不相识——没有通过电话，没有加过微信，没有任何可以追溯到对方的记录。
只有一个共同点。
她们都是老师。或者曾经是老师。
陈某是小学教师。冯某在银行工作之前曾在一所职业高中当过两年实习教师。朱某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前曾在某培训机构教过法律自考辅导课。苏婉秋是中学语文教师。
“不是现任教师，就是前教师。”陆修远盯着屏幕上的列表，“凶手在专门杀老师。”
“不对。”沈鉴文的声音从角落传来。他正翻着第三起案子的现场照片，把那张办公桌的照片凑到灯下，“他不是在杀老师。你看死者的姿态——每一个死者被摆放成什么姿势。”
他把四张现场照片并列放在白板上。
陈某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姿态极其规整。冯某坐在沙发上，双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法医原以为是死后僵硬形成的坐姿，但她的脊柱和骨盆角度表明，她是在死后被摆成这个姿势的。朱某趴在办公桌上，右手摊开，手指微屈，像是在握笔——她的手心里被凶手塞了一支圆珠笔。苏婉秋的头颅被放在公交车后排座椅正中间，保鲜膜裹得方方正正，塑料袋扎口的结扣打得和她的鞋带蝴蝶结几乎对称。
“她们全被摆成上课时的姿势。陈某是午睡的姿势——法医没有意识到，她不是午睡中被杀，是被杀后放在床上摆成午睡姿势。冯某是端坐，手放膝盖，是小学生上课的坐姿。朱某握笔，是批改作业的姿势。苏婉秋——”
他停了一下。
“她的头被放在公交车最后一排正中间。那是教室里最角落的位置。他把她放在那个位置，不是随机选择的——是让她‘听课’。”
会议室里沉默了整整十秒。
“他不是在杀老师，”沈鉴文把第四张照片钉在另外三张旁边，“他在杀一个老师曾经对他做过的事。这些姿势不是给死者摆的——是给他自己看的。他每一刀都不是在捅她们，而是在捅自己的记忆。”
三、白发
纪嫣然在牛角梳上提取到的那根白发，DNA分型结果在隔天凌晨出来了。
STR位点与前三起案件中梳子上遗留的白发完全一致，核DNA分型在数据库中仍无匹配。但这一次她加做了一项新的检测——线粒体DNA全序列测序。线粒体DNA通过母系遗传，同一个母系血统的所有后代共享相同的线粒体单倍型。
比对结果在凌晨四点弹出。
数据库中有一个人的线粒体DNA与这根白发完全匹配。那是一个三年前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中年男性，户籍在江城市江南区，名叫孟庆国。他的DNA之所以被采集，是因为交通事故现场需要进行酒精检测，法医常规提取了全血样本并录入了数据库。
孟庆国。四十八岁。生前是江城市某街道环卫所的一名垃圾车司机。
他的档案记录显示，他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在江城市生活，没有前科，没有涉案记录，没有异常社会关系。他的户籍信息中登记了家庭成员：母亲——孟徐氏，1934年生人。如果健在，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
“梳子上的白发属于孟庆国的母亲。”纪嫣然说，“但儿子五十岁不到就死了，母亲如果还活着，至少九十岁。这个连环杀手用的是九旬老人二十年前的旧梳子——那把塑料梳至少用了三十年以上，从旅社时代用到孙辈。他每杀一个人，就拿走母亲的一把梳子。他在用这些梳子完成一个仪式。”
陆修远立即派人调取孟庆国的全部户籍档案和社会关系。孟庆国的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在档案上没有死亡登记——但她已经多年没有任何社会活动记录。档案上只有一条模糊的备注：孟徐氏，长期卧病在床，由孙儿照料。
孙儿。
孟庆国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儿子，但他婚后不到两年妻子就带着儿子离开了他，户籍上再没有那对母子的任何记录。民警翻遍了积满灰尘的街道老档案，找到了那个孩子的名字——孟祥宇。
如果他活到现在，应该二十五岁。但这个名字从七岁起就再也没有在任何公共记录中出现过。没有入学记录，没有就医记录，没有社保登记，没有身份证办理记录。他是一个被从所有官方系统中抹去的孩子。
“一个不存在的人。”陆修远说，“他父亲死了，母亲失踪，没有人给他落户，没有人送他上学。他被关在某个屋子里长大，跟一个卧床的曾祖母——那个满头白发的孟徐氏——相依为命。”
沈鉴文从物证袋里重新拿出那把牛角梳。蝴蝶的翅膀在灯光下微微反光。
“蝴蝶。”他说，“第一把梳子是旅社的一次性梳子，没有图案。第二把是竹子烫的熊猫，是儿童用品。第三把是黄杨木雕的兰花——兰花是孟徐氏那一代女性最常见的名字用字之一。第四把是牛角雕的蝴蝶，贝母镶嵌。每一把梳子都比前一把更贵、更精致、更接近他想要的那个东西。”
“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一把配得上他母亲的梳子。但他永远找不到。因为最好的那把，已经插在最后一个死者的嘴里了。”
他放下梳子。
“他不是在杀人。他是在给母亲报仇。每杀一个人，就相当于给母亲梳一次头。塑料袋里的‘对不起’——不是写给死者的。是写给他母亲的。他在跟母亲说对不起，因为他用的梳子还不够好。”
四、孟祥宇
孟祥宇的踪迹被专案组锁定在江城市城中村一间出租屋。
那是一栋五层自建楼的顶层阁楼，铁皮屋顶，冬冷夏热。房东说租客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不带人回来，说话细声细气，交租准时。他登记的身份证是假的，照片不是他。但房东认得他的脸——苍白，瘦削，左眼下方有一颗泪痣。
这张脸和孟庆国户籍档案里那张模糊的一寸照片对上了。孟庆国去世时留下的那张交通事故现场照片上，他躺在担架上，旁边站着的人群中有个瘦弱的年轻人在最外围的树影下半隐半现——那可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张影像。
民警在阁楼外面蹲守了将近三个小时。孟祥宇是在凌晨回到住所的，他穿着深色连帽衫，手里提着便利店塑料袋。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的瞬间，被从楼梯口冲上来的民警扑倒。他被压在地上时没反抗，塑料袋滚到墙角，里面是一把新买的梳子——第五把。檀木的，梳背上镶着假玉。
审讯在次日上午进行。沈鉴文和陆修远分坐观察室两侧。
孟祥宇坐在审讯椅上，瘦得惊人，锁骨在领口里凸出来，双眼皮很双，睫毛长。他的手指白而细，指甲剪得干干净净。他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手。
“你奶奶还好吗？”沈鉴文走进审讯室，问的第一句话不是关于死者，不是关于梳子，而是关于他的祖母。
孟祥宇抬起头。他的睫毛抖了一下，嘴唇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然后他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极其安静的、眼泪一颗一颗掉在桌面上的哭，像水龙头没拧紧。
“她死了。”他说，“两年前就死了。我抱着她，她很轻——轻得跟那些梳子一样轻。”
他把手铐在桌上轻轻磕了两下。
“她们不让我妈读书。”
这是孟祥宇在审讯中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然后他说了第二句：“我妈不是老师。她本来可以当老师。”
他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断断续续地说完了他母亲的故事。
孟祥宇的母亲叫顾秀莲。她从小成绩优异，在全市统考中拿过名次，考上了师范学校。但她家里不让她读——她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她父亲卧病，母亲改嫁，弟弟年幼。学校老师来家里劝了很多次，有一次带来了一把新梳子，说“你拿着，梳好头，来上学”。她没去。
后来她嫁给孟庆国，生下了孟祥宇，丈夫酗酒，家暴，她带着儿子逃离了那个家。她没有工作，没有学历，没有户口本，在江城市最偏僻的城中村租了一间铁皮屋顶的阁楼。她做过清洁工、洗碗工、流水线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从来不休息。她把所有能省下来的钱全部花在了儿子身上——让他上最好最便宜的补习班，让他读她当年想读却没能读的书。
孟祥宇说，他母亲在他十二岁那年查出肝癌晚期。她忍了将近两年，不对任何人说。她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那把旅社的一次性塑料梳子从他奶奶的针线盒里拿出来，塞在他的手心里。
“她说，你替我把它还给那个老师。”
他看着她咽气。然后他去找那个老师了。
那是2009年。第一个死者陈某——她是当年去顾秀莲家里劝学的师范学校实习教师之一。顾秀莲记住了她的名字，记了很多年。孟祥宇找到了她，在她午睡的时候从阳台上爬进她的卧室，用塑料袋捂住了她的脸，然后把那把印着“某某旅社”的塑料梳子插进了她的嘴里。
他说他当时手在发抖。梳子差点掉在地上。但他想起母亲在铁皮屋顶下面一边咳嗽一边给他缝书包带的样子，就不抖了。
第二起、第三起、第四起，每一个死者都曾经是顾秀莲生命中某个节点的“那个老师”。有的教过她，有的没有教成她，有的只是在她的退学通知书上签过一个名字。
“对不起。”孟祥宇在审讯结束时说，“我每杀一个人，都跟她说了对不起。但我妈听不见。”
审讯室里没有人说话。他低着头，眼泪滴在手铐上，亮晶晶的。
五、阁楼
专案组在孟祥宇的阁楼里展开了彻底搜查。
阁楼不到二十平方米。铁皮屋顶，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报纸，冬天的冷风从瓦缝里灌进来，他盖的被子是那种最便宜的化纤被，被面上印着过时的牡丹花图案。
墙上钉着一张照片，是孟祥宇母亲的遗照。黑白打印纸，A4大小，用透明胶贴在墙皮上。照片上的女人梳着两条辫子，嘴角微微上扬，眼睛亮而有神。照片旁边贴着很多小纸条，每一张纸条上都写着同一个字——“悔”。
柜子里放着一只铁皮饼干盒。盒子里整整齐齐叠着五把梳子。四把是他已经用过的——塑料的、竹子的、黄杨木的、牛角的。第五把是檀木的，梳背镶嵌着假玉，他买了，还来不及用。
盒子最底下放着一张泛黄的纸，是顾秀莲的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已被揉皱过无数遍，纸面多处用透明胶带粘合复原，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通知书的背面写满了铅笔字——
“秀莲，你梳好头，来上学。”
是那个老师写的。那个他后来第一个杀掉的人。
沈鉴文在饼干盒前站了很久。他把檀木梳子拿起来，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了一下。这把梳子和他母亲生前用过的最后一把梳子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在蝴蝶翅膀上用极细的针尖刻了几道不完整的笔画，似乎是他想在贝母嵌片上刻出某种图案而未能完工。
“这把梳子上也有白发。”纪嫣然在实验室里提取完DNA后，放下镊子，“不是他母亲的。是他自己的。”
他还没有老。但他的头发已经在白了。
六、五把梳子
结案那天，离除夕还有不到一周。省厅会议室里没有人提过年——陆修远把四起悬案的卷宗全部从档案柜里调出来，和新的第五起一起归档。
孟祥宇被依法批准逮捕。
纪嫣然把那五把梳子按时间顺序排在不锈钢托盘上，逐一编号、拍照、封存。第一把塑料梳子上，旅社的名字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第五把檀木梳子上的蝴蝶还没来得及刻完，但被一起收进物证袋——它作为未使用作案工具的关联物证，一并归入案卷。
“五把梳子。”她指着五份DNA报告，把它们一字排开在会议桌上，“第一把和第二把之间隔了五年，第二把和第三把隔了六年，第三把和第四把隔了三年。他每次作案的间隔时间，就是他寻找‘下一个老师’的时间。他用了十五年找全了四个人。第五把梳子已经买好了——他本来还要再找第五个。”
她顿了顿。
“但第五个老师，就是他自己。他在自己的头发里，从根部开始白了。”
陆修远把档案盒封好，在上面盖了“并案已破”的章。然后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档案室：“再给我调一份档案——顾秀莲的死亡登记。”
顾秀莲没有死亡登记。她在城中村出租屋里去世后，没有去医院，没有死亡医学证明。孟祥宇把她火化后，把骨灰装进一个瓷罐，一直放在阁楼的床底下。社区民警在之后的搜查中，从床底木板隔层中找到了那个瓷罐。
那天下午，省厅联系了江城市民政局，为顾秀莲办理了迟到了十三年的死亡登记。登记表上，陆修远在“申报人”一栏签了自己的名字。
沈鉴文坐在省厅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拿着那把最旧的旅社塑料梳子。它的梳齿已经掉了好几根，梳背上的商标磨得看不清了。他把梳子翻来覆去看了很久。
“那个老师写了一句话——‘秀莲，你梳好头，来上学。’她用一把梳子，想拉回一个学生。后来她的学生也用这把梳子——把它插进她的嘴里。”
他把梳子放回物证袋，把袋子口折好。
“一把梳子，可以梳头，也可以杀人。区别不在于梳子——在于握着它的那只手，等了多少年。”
我回到办公室，合上笔记本。已经是深夜了，省厅大院里的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曳。对面的走廊上，有一个年轻民警正抱着案卷走过，他手里提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把崭新的梳子，准备送去物证室。
又一种新的梳子。他大概是新来的，还不知道这把梳子的故事。
我把桌上台灯关掉。窗外远远传来几声鞭炮的闷响，是除夕前的预演。它们在黑色夜空中炸出一朵朵短促的光。
（第二十集完）
【下集预告】
第二十一集《无名信》：省厅刑侦总队收到一封没有寄件人的挂号信，信封里装着三张照片——三个不同年龄的女孩，背景是同一面红砖墙。照片背面分别写着“1997”“2003”“2010”。没有勒索，没有威胁，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寄信人是谁？他要告诉警方什么？沈鉴文在红砖墙上找到了一个极小的细节——每一张照片的红砖缝里都嵌着一根极细的白色纤维。那是裹尸布上的棉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