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说不能重婚，但被家暴的妇女逃出去再结婚，到底该不该坐牢？67岁杨大姐和47岁潘大姐都因为躲家暴犯了重婚罪，一个判了6 个月，一个判了 4 个月。判决书上写得清楚：“有配偶又结婚，构成重婚罪”，可很多人认为：被打得活不下去，逃出来找个依靠，怎么就犯法了呢？今天从律师角度，说说老百姓遇到难处时，法律到底该怎么 “讲理”。

【案件引入】

两个大姐的案子，到底冤不冤？先把案情给大家说清楚。杨大姐和潘大姐都是农村妇女，文化不高。杨大姐的丈夫酗酒成性，一喝醉就拿皮带抽她，那天他一板凳砸在她头上，鲜血直流，她连夜揣着户口本逃到县城，经人介绍认识了老杜。可她不敢用真名，原来的结婚证还在丈夫手里，离婚？男方不同意，法院传票送过去，丈夫直接撕了：“想离婚？先打断你的腿！” 没办法，杨大姐只好改了名字和出生年份，用假身份和老杜领了证，心里想：“就算是假的，也比天天挨打强。”

潘大姐更惨，被丈夫用烟头烫得浑身是疤，带着5 岁女儿逃到外省，在工地搬砖时认识了全某。全某知道她没离婚，说：“我没老婆，你没依靠，我们搭个伴儿过。” 两人在工地宿舍住了 18 年，周围人都喊他们 “两口子”，谁想到老家派出所突然找上门，说她犯了重婚罪。潘大姐哭着说：“我不跟他过，难道要带着孩子去睡桥洞吗？”

《刑法》第258 条写得清楚：“有配偶而重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什么是重婚？两种情况：1、领两次结婚证（像杨大姐用假证领证）；2、没领证但以夫妻名义生活（像潘大姐和全某）。法院说，不管是不是被逼的，只要符合这两条，就得定罪。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她们犯罪是“故意使坏”，还是 “走投无路”？长期家暴下，她们没办法通过正常途径离婚（比如很多农村妇女不懂法律程序，或者对方不同意离婚），只能用这种方式重新生活。这时候法律该不该网开一面？

从法律角度看，这里涉及一个重要概念——期待可能性。简单说，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如果一个人在极端情况下，没办法做出合法选择，这时候定罪就得考虑情理。举个例子：假如你被困在荒岛上，没吃的，只能抓保护动物吃，法律会判你“非法猎捕罪” 吗？不会，因为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这就是 “期待可能性”。比如《刑法》第 13 条规定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 37 条也说 “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处罚”。最高法以前也有类似案例：比如被拐卖妇女被迫和买家结婚，法院一般不定重婚罪；配偶失踪多年，妻子为了养孩子和别人同居，司法实践中也会从轻。最高法 2013 年发布的《涉家暴犯罪审判指南（征求意见稿）》就提到：“因遭受家暴而外逃，与他人形成事实婚姻的，可不按重婚罪论处。” 但这俩案子没赶上好时候，2022 年判的，当时很多基层法院还死守条文，没考虑 “期待可能性”。

【法律和道德】

其实，法律和道德的争论，从老祖宗那时候就开始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就吵得不可开交。法家代表商鞅说，法律定了就不能改，谁也不能用道德啊仁义啊来干扰法律。他觉得儒家那套道德都是虚的，法律就是命令，老百姓只能服从，不能议论。商鞅变法的时候，太子犯法，他直接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后来有人刚开始反对变法，后来觉得变法好，去夸变法，商鞅居然把这些人都流放到边疆了，就因为他觉得议论法律就是乱法。按照这个思路，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判断，杨大姐和潘大姐的行为确实构成了重婚。

但孔子不这么看，他说：“用政令和刑罚管老百姓，老百姓只是怕被罚，没羞耻心；用道德和礼教管，老百姓才会有羞耻心，自觉遵守规矩。” 就像西汉有个案子，张三看到父亲和人打架，上去帮忙，结果误伤到父亲，按法家的做法，直接就该判死刑，因为法律规定 “殴伤父亲者枭首”。但儒家大儒董仲舒说，张三动机是好的，不是故意伤父亲，不该定罪。他还举了春秋时期的例子，许世子给父亲吃药，结果父亲死了，《春秋》里说这不算罪，因为动机是好的。在这个案例中，女性为了逃离家庭暴力，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她的动机是正当的，所以可以主张“法律中也要有人情味”。

还有个类似我们开头说的重婚案，古代有个女子，丈夫出海死了，婆婆做主把她改嫁，按当时法律，没经官府允许改嫁要判死刑。但董仲舒说，这是婆婆安排的，女子没罪，不该处罚。您看，儒家更讲情理，法家更讲条文，各有道理，后来封建王朝就搞“儒法合流”，表面用儒家道德，背后用法家的严酷法律。

【法律定罪：罪与无罪】

现在我们说回现代法律，有两个重要概念：积极道德主义和消极道德主义。积极道德主义就是用道德来定罪，觉得你道德不好，就算法律没说这是犯罪，也想定你罪。但这不行，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不能把高标准的道德用来定罪。比如有人觉得张三雇托宣传烧饼店，不诚实，道德有问题，就想给他定个罪，但法律没规定这是犯罪，就不能定罪，不然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消极道德主义呢，是用道德来出罪，也就是虽然行为看起来像犯罪，但从道德上看可以理解、原谅，就不按犯罪处理。这其实符合现代法治精神，比如“期待可能性” 理论，就是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比如开头说的两位大姐，她们被家暴，走投无路才重婚，正常人在那种情况下可能都会这么做，法律就不能太苛刻。我国刑法第 13 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 37 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刑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两个条文就是给这种情况留的余地。

再举个例子，农村接生婆没医生资格证，但她接生是救人，没危害反而有好处，虽然符合非法行医罪的表面要件，但法律不能定她罪，因为她的行为是道德允许的，有期待可能性，不能要求她在那种情况下不接生。还有父亲不救自己三岁的孩子，导致孩子死亡，这就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虎毒不食子，法律规定父母有救助孩子的义务，但哥哥不救弟弟，虽然道德上该骂，但法律没规定哥哥必须救弟弟，所以不犯罪，这就是法律和道德的区别，法律只要求最低限度的道德。

现在法律有个重要原则：入罪看法律，出罪看道德。是什么意思呢？

（一）判罪：得有真凭实据，道德不能算“罪证”

我先举个例子，这事儿在中老年人里特别常见：

小区里有个李阿姨，买了假保健品，气不过就去找商家理论，放话说：“你们要是不赔钱，我就去电视台曝光你们！”商家一听，赶紧报警，说李阿姨“敲诈勒索”。从法律角度来看，李阿姨有她的“正当权利”——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她有权要求假一赔三；

而且，她也没威胁说“不给钱就伤害你家人”，她只是正常维权而已。

法律上说得很清楚：判罪得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不能因为“看着不道德”就给人定罪。比如说“小三”插足，这在道德上肯定是要被谴责的，但法律上可不能判“通奸罪”，因为《刑法》里压根儿就没这个罪名。

（二）免罪：这四种情况，法律能“手下留情”

1. 缺乏期待可能性：换做是你，你也会这么做

有个案例：母亲王某带着孩子流浪，孩子已经饿了三天了，她实在没办法，就去超市偷了面包给孩子吃。法院最后判她“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为啥呢？因为“法律不能要求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

杨大姐和潘大姐的案子，就该用这个道理：她们被家暴到生命都受到威胁了，不重婚就得死，法律怎么能惩罚她们的“求生本能”呢？

2. 符合道德义务：法律不能让“好人寒心”

再举个例子：老王看到邻居家着火了，他二话不说，砸开大门就进去救火，结果不小心把门锁弄坏了。邻居报警说老王“故意毁坏财物”，但法院判他“无罪”，为啥呢？因为“救火是道德义务，属于推定承诺”。

还有啊，要是儿子落水了，父亲先救自己的儿子，没救邻居的孩子，这也不构成犯罪，因为“法律优先保护近亲属”。

3. 紧急避险：保住大的利益，舍弃小的利益

有个货车司机的案例：他开车时突然遇到山体滑坡，为了避开行人，他只好把车开进农田里，结果压坏了庄稼。交警说“不处罚”，为啥呢？因为“保人命比保庄稼重要多了”。

4. 情节显著轻微：“小事儿”别上纲上线

还有个例子：有个初中生偷了同学10元钱，但他后来主动还了，还写了检讨。派出所就批评教育了他一下，没立案，为啥呢？因为《刑法》第13条规定“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重婚案的关键】

回到我们开头的案子，两位大姐的重婚罪，关键在于她们是被家暴逼得没办法才逃跑，然后重新组建家庭。从法律条文看，重婚罪确实要求“有配偶而重婚” 或者 “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不管是领了结婚证还是以夫妻名义生活，都算重婚。但法律不能只看表面，得看背后的原因。

我国刑法虽然没明确把家暴逃离作为重婚罪的免责情形，但司法实践中有类似的情况，比如配偶长期失踪，女方没办法改嫁，或者被拐卖后结婚，这些情况都不按重婚罪处理，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也就是法律不能要求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还死守原来的婚姻，不去寻求新的生活。

两位大姐的情况，完全符合“因婚后受虐待外逃，和他人形成事实婚姻”，这种情况在理论上是可以出罪的。法院拒绝缓刑，理由是 “有再犯罪危险”，也就是觉得她们会继续和现在的丈夫生活，继续重婚。但这里有个问题：她们之所以重婚，就是因为原来的婚姻是地狱，现在的家庭是她们的避风港，法律不能一边要求她们脱离家暴，一边又不让她们重新组建家庭，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从法律角度看，这个判决太机械了，没考虑到她们的现实困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刑法第13 条或者第 37 条，认定情节显著轻微，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甚至不起诉，因为她们的行为虽然形式上违法，但实质上是为了生存，道德上值得同情，法律应该给这种情况留个出口。

【维权】

再延伸一个话题。现在很多维权案件被定敲诈勒索罪，比如深圳有个员工，找公司要30 万离职补偿，被关了 8 个月，最后检察院说 “证据不足，不起诉”。这里的关键是，维权和敲诈勒索的界限在哪？

敲诈勒索罪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用恐吓手段让别人害怕，交出财物；二是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是正当维权，比如要工资、补偿，就算金额高一点，只要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就不算敲诈勒索。比如有人被猥亵，要求赔偿100 万，虽然法律没规定具体赔多少，但她有道德上的权利要求赔偿，不能算敲诈。

还有通奸索赔案，丈夫发现妻子出轨，找第三者要赔偿，法律没规定可以要，但从道德上，第三者破坏家庭，丈夫有权利要求补偿，这种情况也不能定敲诈勒索罪。法律不能只看有没有明文规定，还要看是不是合理的权利主张，不能让维权的人寒心。

法律界有个共识：只要你有正当权利基础，要多少钱都不算敲诈。就像被强吻的姑娘要100万精神赔偿，这是她的道德权利。

【法律的温度】

总结一下，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入罪的时候，必须严格按法律来，不能用道德来定罪，不然容易冤假错案；出罪的时候，要考虑道德，给那些情有可原的人一条活路。就像两位大姐的案子，她们的行为虽然符合重婚罪的条文，但背后是被家暴的无奈，法律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只讲条文，那就成了冰冷的工具，老百姓会觉得法律没人性。

我们国家的法律，其实一直在平衡这两者。比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些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出罪情形，还有刚才说的刑法第13 条、第 37 条，都是给合理的道德行为留空间。法律的目的不是惩罚人，而是保护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一个法律判决让老百姓觉得寒心，觉得合理的事反而被惩罚，那这个判决肯定有问题。

回到开头的问题，杨大姐和潘大姐的判决，从法律条文看，没错，但从情理看，确实太机械了。法律应该有牙齿，惩罚真正的坏人，但也应该有温度，保护那些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家暴不是她们的错，逃跑重婚是无奈之举，法律不应该再补上一刀，而应该给她们一条生路。

最后给大家提个醒：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保留家暴证据！报警记录、伤情鉴定、证人证言都是关键。去年江西有个案子，李大姐就是凭20年的就诊记录，让法院认定了受虐事实，最终免于刑事处罚。再教大家一个法律冷知识：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受害人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去年全国发出保护令超过1万份，这就是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好办法。

法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老百姓过日子的规矩，规矩得讲道理，得有人情味。你说，要是法律一点都不讲人情，那老百姓碰到难处该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既要遵守法律，也要希望法律能多听听老百姓的声音，让法律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好的法律，既要让坏人害怕，也要让好人暖心。

你觉得这两个农妇该不该判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