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戏班去流浪
苏沧桑
作家/苏沧桑
一路遇
父亲走在前面，领我穿过暮色四合的山后浦村，穿过村口的五六座老坟，走上通往关帝庙的山坡前，芒种后的第一场黄梅雨轻声下了起来，零星几点，像冬夜的星。
我们站在山坡下，犹豫了大约五秒钟。
父亲说，听踏三轮车的人说，不是玉环的戏班，还去吗？
我说，下雨了。
父亲说，来都来了，要不去看看？
我说，来都来了，去看看吧。
父亲知道女儿的心意。两个月前，我遭遇飞来横祸，头破血流，紧接着因闻所未闻的十二指肠憩室炎住院，五天五夜水米未进，虽侥幸未动刀，却也折腾得死去活来。身体虚弱的人，想法便少了，原本在意的一些事一些人便淡了，沉睡在心里很久的梦，便醒了，逸出来了，“跟着戏班去流浪”，就是其中一个。
父亲和我，一前一后走上山坡时，潘香和双菲正坐在庙门口一条长凳上闲聊。她们都化着戏装，很白的脸，很红的唇，黑白分明的浓眉大眼。她们穿着白色小衣（穿在戏袍里面贴身的斜襟布衫）、宽大的红色灯笼裤，像两朵大丽花开在暮色里，鲜亮异常。她们的身后，是关帝庙的两层偏房，灰墙黑檐，门前一条绳子上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有戏服，有花裙，有内衣丝袜，也有男人的衣裤。
我微笑着走上去，心里有点儿忐忑。
她们停止了闲聊，看着我们走上山坡，潘香先笑了，双菲也笑了。
戴眼镜、长头发、五十岁左右的潘香说，条来嬉啊（来玩啊）？
她一开口，脸上风生水起，嘴角向上弯起，眼角的鱼尾纹也向上弯起，眼神在厚厚的镜片后散发着溪流般的灵动，甚至有一丝天真。
我笑问，请问你们是玉环的越剧团吗？
她说，不是，我们越剧团是临海的，不过我们几个都是玉环人。我是老生，芦浦人，小生赛菊是漩门湾大坝老鹰窠人，另外还有两个也是玉环人。
她指了指身边的双菲说，她是临海人，我们老板老板娘也是。
潘香的声音中气很足，声调低沉柔和，有海水般深厚的韵味。她一说话就笑，有时会缩一下脖子，像有点儿不好意思。
双菲笑着点头。其实，她们可以不笑的，可以不理我们的。
黄梅雨越下越密，但她们似乎一点儿都没感觉。芒种来了，意味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也意味着戏班即将封箱休夏，自正月以来长达半年的流浪即将结束。
一座庙、一个棚就是一座好戏台。请戏班到村里做戏，感恩祈福、求风调雨顺、四方平安，是老家玉环岛自古以来的习俗，也是台州以及浙江大部分农村渔村的习俗。每逢庙里神祇寿诞，家中婚嫁或造房子，开渔出海，村民、船主凑份子请戏班做戏，一般唱五天五夜，潘香她们从清港镇芳杜村过台到此，已是第三夜。
戏班十点半吃中饭，下午四点戏散后吃晚饭，此刻离夜场七点开场还有两小时，做戏人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小睡一会儿，有的在补装。
我问潘香，来看戏的人多吗？
这里偏僻，下雨，只有几十个吧，阿公阿婆多一点儿。
人这么少，你们也要演三个小时吗？
潘香像是突然被我的话戳中，喘了一大口气，边摇头边拍着胸口，说，唉，我正心里难受，跟她在说这事呢。我们接了钱，就要认真演，演给观众看，演给“老爷”（对庙里神祇的统称）看，要对得起良心的。头天夜里雨太大，村里说人太少，你们演得短一点儿好了，有几段不太要紧的唱词就没唱，结果我心里就一直不舒服，特别内疚，现在还难受。
我心里一动。
她接着说，我们戏班很小，一场戏才六七千，有的戏班一场戏几万十几万，可赌博戏我们不演的。
我心里又一动。
父亲说，我们就住在山后浦，我女儿喜欢写文章，喜欢越剧，想来体验一下，不知找谁方便？
潘香说，哦——都方便的啊，喜欢越剧的人很多的，常来嬉戏的，你来找我好了，我们都很随便的。
她其实没有听懂我们的来意，但那么盛情。
我说，谢谢，我回去请文广新局的朋友跟你们老板先说一声，再来打扰你们哦。
潘香说，不用，我们大家在一起都十三年了，跟一家人一样的，你跟谁说都行的，条来嬉，没关系的。
我后来才知，她不是随便就能这么说的。
告别她们时，我回头看见，不知何时，屋檐下坐了一个化着小花脸妆的清瘦女子，穿一条曳地墨绿色吊带长裙，一件黑色的丝质披肩，民国时期那种一浪一浪的短卷发，她身子往后靠在门框上，双腿优雅地交叠着，目光淡然，仿佛已穿过我们，正看向天边无尽的黄梅雨。黯淡的背景，明艳的身影，犹如梦境。
我后来才知，他们本来不是到山后浦做戏的，因之前连续大雨耽搁了别处的行程，封箱前要去坎门里澳村做戏，路过此地，就应邀留下来演五天五夜。走到哪里算哪里，演到哪里算哪里，这是常态。
于是，我们遇见。我想，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戏班的名字叫“吉祥”。
二戏痴
民国二十二年深秋，一个令故乡人无比新奇的“的笃班”，带着它的戏具、戏服，它的小生小旦和一路风尘，走进了玉环岛，走进了小镇楚门，从此，越剧风靡了我的故乡。
哪个村做戏，哪个村的人就邀外乡的亲朋好友来住上几天，喝喝老酒，过过戏瘾，嫁出去了的女儿可乘机在娘家多待几日，说说贴心话。最高兴的是孩子，袅袅越音与炸油鼓、九层糕、凉菜糕的味道深深刻进了记忆里。
戏的开场总是喧闹的锣鼓，大大咧咧，没有一点儿江南风味，然而演的戏却极文雅极美，两者合一，就像故乡人的性格——刀子嘴豆腐心。演的大多是“路头戏”，仅有故事框架和分场提纲目表，演员自编自演。之前，师傅会传授一些“肉子”和“赋子”，戏有“路头”可循，如行路、宿店、花园、抢亲、公堂、探监等，有惯用的唱段对白，演员根据故事情节，移花接木，即兴唱做，但必须押韵，比剧本难得多。因此，做戏人“肚子要饱”，脑子里要有词库，特别是对手戏很见本事，用各种押韵即兴对唱，一来一往特别有味道，有的还很有文采。
锣鼓停了，戏开演了，成千上万的故乡人坐在自己带的长凳上或站在远处高处，在感受爱情的缠绵、复仇的痛快、忠君报国的悲壮时，对于半个多世纪前就学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故乡人来说，就像上着一堂堂有声有色的道德伦理课。戏团圆了，人也散了，人们在回味中检点着自己的内心。乡戏的灵魂就像故乡水静静滋润着故乡人的血液，滋养出故乡人共同的豪爽、智慧、幽默、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性格。
我是戏痴，我的祖辈更是。月圆之夜，小渔商贩出身的祖父常雇一条船，在楚门镇南门河等青灯古、赖乌丁等一帮“狐朋狗友”一一上船。锣鼓笙箫三弦京胡一应俱全，却没有女人。祖父拉京胡，他们自弹自唱，开怀畅饮。夜半尽兴后，祖父哼着小调走在清冷的石板路上，一手烟斗，一手提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带给祖母吃，他知道她会一直等他。
祖父浪漫的基因，流淌在二伯和父亲的血液里，也流进我的血液里。儿时的二伯演过《野猪林》里的林冲，儿时的父亲演过《血泪仇》里的伪保长，没有戏服，用窗帘布当披肩，借庙里神祇塑像的龙袍当戏服。儿时的我将越剧《红楼梦》看了七八遍，并无师自通学会了几乎所有越剧经典唱段。儿时的木雕床底下，珍藏着我自己缝的一个小姐布偶，鞋盒子做成她的闺房，中间用锦旗的黄色流苏隔断，用黑线做的云鬓，从母亲的珠钗上偷拆了两颗珍珠做的步摇。在我眼里，她是林黛玉，是祝英台，是《碧玉簪》里的李秀英，是《柳毅传书》里的三公主，是寡言的我……她是有生命的，她与孤独的我自成一个宇宙。
十三岁那年，从小镇搬到山后浦村新家时，她丢了。我想，在某个幽暗的角落里，她已经成仙，她不愿离开那间快要坍塌的老屋，她的道场。我想，有一天，她会以另一种形态回到我身边。
时隔三十多年，她果然回来了。
2017年芒种后的第一场黄梅雨里，父亲和我告别潘香和双菲，回家给文广新局的朋友打过电话，吃过晚饭，我上三楼收拾“流浪”的行李。
三楼面山朝南的卧室，曾经睡过四个人——四个做戏人。三十多年前的冬天，村里请来戏班做戏，小旦小生等四个主要演员被分到我家。小旦微胖，面目模糊，声音甜美，小生以极其俊美的扮相和极富魅力的唱功做功一夜间轰动了山后浦村。我每天心跳最快的时候，是看到扮上戏装后的她——她扮演的所有角色都像我梦中的白马王子。我渴望走近“他”，又害怕走近“他”，怕看见“他”真实的面目。
她坐在窗前的微光里一下一下描着眉。我捡起一枚掉在地上的黑发卡递给她，她没有说什么，瞥了我一眼，眼里闪过一轮冬日下午三四点钟温柔的太阳。
她能收我做徒弟吗？我能跟着戏班走吗？父母亲会同意吗？这些疯狂的念头折磨着我。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我完全忘记了她是怎样离开的，是她临时有事回家了，还是戏班离开时我上学去了？很久以后，一个傍晚，我从杭州回老家，堵车了。从模糊的车窗望出去，对面路边停着一辆抛锚的卡车，细看竟是戏班子的车。车上叠满了戏箱，戏箱上高高地坐了几个做戏人，她们似乎刚刚卸装，还没擦净脸颊，细雨淋湿了她们神情木讷的脸和瘦削的肩，还有一个在奶着孩子。母亲叹气说，现在的戏班有舞台灯光，有字幕，还有小提琴伴奏，但一茬茬的人老了，做戏和看戏的人都越来越少了，不知道几代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知道乡戏了……我的心里涌起比细雨更密的凄凉。如果说，乡愁是生命中最凝重的忧愁，乡戏就是乡愁里最凄美的那一笔。
母亲说，记得吗？做戏那几天正巧我过生日，请四个做戏人一起吃饭，她们把乐器搬过来专门为我唱了一段，然后一边喝酒一边商量晚上的戏怎么唱怎么唱。你弟弟结婚时，我们还把小旦请过来喝喜酒呢，你记得吗？
我忘了。
我忘了，但我想，当我走近潘香、双菲、赛菊她们，一切都会回来，如同那个被遗落在老屋木雕床底的“我”和“她”。
三嘟嘟
夜，七点半，关帝庙戏台侧幕。
嘟嘟张着粉红色的小嘴，睁着溜圆的双眼，紧盯着正在戏台上翻跟斗的小花脸，咿咿呀呀笑着叫着，手舞足蹈。六个月大的他圆头圆脸，气质很像混血儿，穿一身红色棉布衣，肩上绣着花朵和小鸟，很好看，很干净。随着锣鼓声，他的双腿在他的母亲、二十五岁的小生俏俏的大腿上一蹬一蹬，一滴口水正从嘴角挂下来，映着戏台红色的灯光。
俏俏佯装很痛，哎呀哎呀的叫声被锣鼓声掩盖，光洁异常的脸庞在灯光的映照下，灿若朝阳。
这个戏班最年轻的演员，临海杜桥人，面如银盘，眉眼英武，原先主攻小生，刚生了嘟嘟，暂时歇演，但戏班到哪里，她抱着嘟嘟跟到哪里，一满月就出来了，整整五个多月了。
俏俏说，嘟嘟一上戏台就会特别兴奋，半夜都不肯睡，做梦都咯咯笑。我也喜欢待在戏班里，氛围好，开心，像一家人一样。
这句话，让我想起潘香之前说的“一家人”。
俏俏似乎不太爱笑。直觉告诉我她有心事，她自然不会说，我便不问。我想过，此番体验，不打扰，不刺探，一切顺其自然。对于她们，我只是一场路过的风。
每个做戏人上台前、下台后都会来摸摸嘟嘟的脸，他就无声地笑，也许笑出了声，但被音乐湮没了。俏俏起身替人播放电脑背景和唱词时，几个做戏人便谁有空谁抱嘟嘟，谁抱他，他都笑，将圆圆胖胖的脸和两个酒窝冲着你。我摸摸他的脸，他也笑，我伸出手抱他，他也肯。他姓金，和我一样也属猴。
一个婴儿，日夜待在庙堂里，一点儿都不忌讳，如同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女作家突然跟着戏班去流浪，都是奇怪的事。一百年前，唐诗之路上诞生了唱腔委婉、儿女情长的越剧，当徽班进军紫禁城后，南方大地上也有一群乡下人放下了锄头，开始了流浪，也开始了一个百年美梦。我没想到，第一次走进戏班走上后台，第一个遇到的，竟是跟着戏班流浪、做梦的嘟嘟。
俏俏的师傅，也就是老板娘兼小生阿朱，穿过锣鼓声前来接应我。她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穿着套头的休闲服，没有化戏装，两根辫子编到头顶，用黑发卡卡住。她一口临海普通话，声音柔美，有湖水的味道，笑起来露出两颗雪白的小虎牙，让人觉得很好接触。
父亲和她老公骆老板坐在台下聊天，我和她坐在戏台右侧的庙门口聊天。我表明了来意，大意是我是一个写作者，特别喜欢越剧，不是来采访，也不一定写什么，就是想来体验一下戏班生活，如果单位或家里临时有事，我随时会回去，我会尽量不打扰他们。
黑暗中，两颗雪白的小虎牙说，你看得起我们，过来玩，我们当然欢迎，当然高兴，很高兴，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哦。
我眼前一下子浮现黛玉进府时热情能干的好嫂子王熙凤的形象。
阿朱说，吃饭如果吃得惯，尽管跟着我们吃。被褥什么的你自己带会干净点儿，我们条件太差呵呵。
她又笑，戏台的侧光映出她眼角浅浅的鱼尾纹。
又聊了点儿别的，我问她生意好吗？
她说，戏路还好，戏金不是很高。上半年做了二百场，下半年也差不多，还好，也就是挣个工资钱，演员工资一天一百到四百多不等，赌博戏、乱七八糟的戏，我们不做的。也不是有多高的水平，有多高的收入，常年奔波，竞争厉害，要跟各色人等打交道，很累。但我们戏班最难得的，是特别和睦，在一起十多年了，没有多话的，很开心的，很多戏路是口碑好人家找过来写戏的。
“写戏”，即外乡人过来邀请做戏、双方商定剧目、戏金、时间、地点。
吉祥越剧团其实是一个家庭戏班。阿朱夫妻掌舵，爷爷搬道具，称作“值台”，奶奶烧饭，阿朱和嫂子演戏，二十五岁的儿子负责灯光舞美和字幕。骆老板个子高高的，壮壮的，虽是老板，但看得出来什么事情都找阿朱商量，他接到我文广新局朋友电话后，也把我交代给了她。手里却一直拿着两罐王老吉要我和父亲喝。
爷爷仿佛是个隐身人，出入戏台搬道具像风一样自由，被观众自动忽略。戏班里，管戏服道具的“值台”或“大衣”是最辛苦的，有的终年睡在四处漏风的后台守夜。爷爷下台来就对我笑，将凳子让给我让我坐着看戏。
我之前担心他们对我的到来有顾虑或反感，但戏班里的每个人都很和气，也没有过分的热情，只有阿朱二十五的儿子没有笑容。
阿朱说，儿子说夏天过后他不做了。
那他做什么呢？
阿朱说，我们让他做，他还是会继续做的，从小跟着我们到处走，很听话的。
我从侧幕看过去，看到了儿时的他和今夜的嘟嘟一样，跟着戏班四处漂泊。突然想：多年后，嘟嘟一定不会记得今夜了，但还会喜欢看戏吗？
四住处
午后十二点五十分，雨停了。
阿朱在偏殿宿舍的水槽前搓洗着一大盆脏衣服，化着装，裹着头，穿着白色小衣小裤。
我问她，快一点了，你下午不演吗？
她一把关掉水龙头，边拧衣服边说，演啊，呀，来不及了哈哈哈。
她说着，将衣服往绳子上一搭一拍，小跑上坡，跑进庙里，从戏台下坐满老人的第一排前穿过去，紧跑几步跳上台阶，穿过乐队，冲到后台，拎起早就摆放在那里的蓝色戏袍和相公帽，三下五下穿戴整齐，待她挂好无线麦克风，低头套上高靴，从她公公手里接过道具褡裢背上肩，没怎么停留就站到幕旁开唱了——
“三载同窗情似海，冬生难舍玉英妹。相依相伴情意深，未知何日重相会……”
声音洪亮，气息平稳，韵味十足，演的是《藕断丝连》中的林冬生，套的是《楼台会》的曲。音乐过门后，她潇洒地一个抬脚，高靴将戏袍轻轻一踢，便走出了侧幕，走上了灯光耀眼的戏台。一个风流倜傥的小生，走进了老人们模糊的视线；而一个女子走进了古代，走进了另一种人生。
阿朱和她的姐妹们会演的戏多达一百多部，最驾轻就熟的就有三十多部，成竹在胸，才如此不慌不忙，信手拈来。
我亦步亦趋紧跟着她，最后在侧幕惊住。眼前这个光彩夺目的人，几分钟前还在简陋的住处吭哧吭哧地搓洗着一大盆脏衣服。
夜里八点，潘香皱着眉头，坐在床铺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背唱词，一个很旧的黄色笔记簿上，歪歪扭扭记着满满的唱词。今晚，她演《双龙太子》里的包拯，戏份很重。
这是关帝庙最靠里的偏殿后一间约十多平米的屋子，三张床铺分别用两根长凳加硬木板搭起来，铺着棉褥和凉席，没有蚊帐，床上堆了些洗漱用品、化妆品和内衣。一张旧桌子是唯一的家具，摆着两个巨大的化妆盒，两盏没有灯罩的台灯见缝插针，就是她们的化妆台。
一个很大的塑料桶，是拿来烧热水洗澡的，用热得快烧，庙里没有淋浴设备。
我说，我家很近，你们洗澡不方便到我家洗吧。
潘香笑，说，都习惯了。
墙角有一个电蚊香，靠墙有一张塌了的旧床，堆满了锅碗瓢盆瓶瓶罐罐，还有西瓜、桃子、杨梅。潘香说，是上个村子的戏迷和这个村子的头儿说她们演得好，送来犒劳她们的。
俏俏削好一个桃子递给我，并不叫我，只微笑着说，你吃。
我接过桃子，说，你们管自己忙哦，不用管我的。
一位七十岁左右身材瘦小的婆婆正坐在另一张空床上吃苹果，她是从清港芳杜跟过来的老戏迷，她常找她们玩，没什么好玩的，就是看看她们，还有三四个清港其他村里的老太太下午来过，路更远，回去了。
潘香眯缝着一千五百多度的近视眼，吃力地背着唱词。别人演戏可以看戏台两侧的电子屏，她因小时候脑震荡耽误治疗导致弱视，全靠背下来。她身体也不太好，左腿膝盖骨有畸形肿瘤，发作起来会很痛，演武打戏翻跟斗更痛。但如果不出来做戏，老公儿子上班去了，她一个人在家待着没意思，这里有意思。
这间房，住了她、和她最要好的小生赛菊、和赛菊最要好的俏俏嘟嘟，还有当家小旦爱妃。赛菊家近，夜里基本开车回家住，把俏俏母子也带回家。
潘香说，我们几个从来不分开的，别的戏班来挖墙脚，我们谁都不出去，我们已经是一家人。
她总是未开口先笑，眼神里透着孩子般的纯真。
短短两天，我已经听到好几次“一家人”了。在戏班里，能成一家人，是特别难得的。
一百年前，中国第一个越剧戏班在嵊县东王村出了娘胎后，不到两年时间，剡溪两岸的小歌班竟多达两百多家。艺人们沿着三条路线流浪，一是从新昌、余姚到宁波，二是从上虞、绍兴流动到杭嘉湖，三是从东阳、诸暨进入金华，他们像吉卜赛人一样，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吃住都在庙里殿前，和神祇睡在一起。身体上的苦在其次，被人看不起也是轻的，最怕的是在内主角配角间钩心斗角，在外遭受地痞流氓欺压。一百年来，戏班里的人们聚散无常，更谈不上亲如一家，即使到了现在，也各有各的乱象，各有各的不易。
潘香将长发盘进发套时，微微翘起了兰花指，无名指上一个玫瑰花形状的金戒指，与包拯的形象反差很大。前一秒她还是一个女人，后一秒她就是一个男人。她说，我和赛菊约好，两个人把头发都养长，然后剪下来，做成用自己的头发做的头套，这样就又方便又自然啦。
她站了起来，说，我快上场了，我要先去下厕所。
我也站起来，说，我扶你去吧。
她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啦，习惯啦，先戴上眼镜哈哈哈。
出宿舍门，她往左，我往右。我回头看到她大红的灯笼裤、白色的斜襟小衣隐没在暑气蒸腾的夜色里。
五小生
当我第一眼看见小生赛菊，仿佛又一次看见了多年前坐在我家三楼南窗下一笔一笔描着眉的“他”，看见了一轮冬日下午三四点钟温柔的太阳。
这是吉祥戏班在山后浦做戏的第四天下午。
这个潘香一天要念叨很多次的叫作“赛菊”的女人正坐在宿舍的台灯下补装，强烈的灯光将她脸上的细部暴露无遗。四十出头的她看起来只有三十岁，化着小生的装容，面部轮廓俊朗，五官精致，眉毛和眼角均微微上扬，漆黑的双眸异常清亮，身段苗条紧致如处妙龄，黑色的蕾丝上衣、黑色的裙裤很飘逸。一个女子静静坐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场景里一下一下描着眉，散发着一种摄人心魂的静美。
赛菊话很少，只微笑着跟我打了个招呼，说，条来嬉啊，吃杨梅哦！
我说好的谢谢，你管自己忙哦。
她的声音很润朗，又带一点点磁性，仿佛暗夜里凝结了一层水雾的青花瓷。这个声音让我突然想起了另一个人，一个岁月深处曾经红遍玉环每个角落的越剧名伶，一位耄耋老人。
俏俏把嘟嘟往潘香床上一放，俯下身子在塌床那里翻找什么。潘香已经化好包拯装，抱起嘟嘟坐在自己的肚子上，一边轻轻颠一边哈哈笑。嘟嘟一点儿都不害怕她的脸黑，也跟着呵呵呵笑。
俏俏翻出了一个瓶子，自言自语说，再泡点儿苦瓜茶喝喝。
赛菊对着镜子描眉，并没有看她，说，今天别喝了，喝多了胃寒。
俏俏说，哦。听话地放下了瓶子。
“劝妻休要泪淋淋……”
夜幕和黄梅雨同时降临时，赛菊穿过夜色，走上后台，出场亮相。戏台在漆黑的夜色里，如同夜空洞开着一扇绮丽的天窗，走马灯似的播映着天上人间的悲欢离合。今夜赛菊演的第一场是哭戏，《包公斩杨志平》中的韩世昌在病床上与爱妻话别。黑色的长发垂下半边，额上的汗珠、眼里的泪水，在夜色中闪闪发亮，哀婉的唱腔在关帝庙的夜空中盛放、枯萎。
家乡人将看戏叫作“望戏”，一个“望”字，画出了人山人海中人们翘首张望的样子。我像空气一样尾随着她，望着她，也望着戏台下一张张条凳上坐着的几十位老人，他们安静如大殿里的一尊尊雕塑，守庙人来喜站在最后一排。整个庙宇里，人神共看一台苦戏。
当我们望戏的时候，赛菊在自己的泪水和唱词里，依稀望见了许多逝去的岁月。
十年前，温岭江夏村。那天她演落难公子应天龙，用余光向戏台下望去，如她所料，又看到了那个三十多岁的卖糕女人坐在第一排左边的长凳上，痴痴地望着自己。她的身边，仍然坐着那个十七八岁、眉清目秀、衣着整洁的傻子。他和她一样，张着嘴，痴痴地望着自己。
泪水在她高亢哀婉的唱腔里纷纷坠落，人们纷纷起身，边擦眼泪边掏出几毛钱、几元钱扔到了戏台前。
一段词唱毕，戏里的“恶霸喽啰”上台来，一边叫骂一边佯装打她踢她。一根棍子眼看就要落到她身上时，突然被一个影子一把夺去——不知何时，台下的那个傻子已经蹿上了戏台，涨红着脸，撕心裂肺地号叫着，不要打她，不要打她！
他哭着叫着，用头和身子去撞那些“恶霸喽啰”。
赛菊赶紧从台上爬起来，戏班子人也都围上来，劝他说这是做戏，是假的，是假的。
他躺在戏台上不肯起来，放声大哭。
这时，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三十多岁的卖糕女子跑上了戏台，一把搂过他，又一把拉过赛菊，让他看她的脸、手，说，你看你看，没有受伤，是假的，菊不是好好的吗？
傻子待了待，突然笑了。爬起来去捡抛在台前的那些钱，捡完转身捧给她，说，菊，给你，都给你。
赛菊摇手说不要不要，眼睛却湿了。
多年后，比她大八九岁的卖糕女子也就是傻子的娘姨，成了她的至交，有了近亲般的人情往来，赛菊结婚、坐月子、造房子、过生日，她都会送来点心、七八套衣服。娘姨家造房子、儿子结婚，赛菊也去，她跟着傻子叫她娘姨，其实心里当她是亲姐姐。
几年前，玉环龙溪山里。那天她演《雪地打碗》中的孤儿周强，八岁因遭大伯母虐待逃出去讨饭，是她的拿手戏。看戏的全是上年纪的老人，穿戴都很朴素，一段唱词唱完，每位老人都起身，五元十元的，个个含泪送了一次又一次，足足送了六百多元。下台后，一位老奶奶过来拉住她哽咽着说，你演到我心里去了，我和你一样，从小没爹没妈，苦啊……
“讨饭戏”是一个老传统，一般去一个演出地都会演一场，不为图捐钱，是图彩头，也最见功夫，演员动情，戏迷过瘾。而同样是《雪地打碗》这本戏，她在另一个村里演时，却遭遇了耻辱。那天她刚唱头一句“双膝跪在大街前”，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就掏出果冻直接朝她身上砸。她气极了，站起来不唱了，那人就叫嚣着逼她唱，还要罚戏。泪珠在她眼眶里打转，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戏班里的姐妹冲出去跟他讲理，最让她感动的是台下的老人们全都帮着她们说，说他怎么可以把她当成真的要饭的？！
赛菊不知道，在离山后浦关帝庙戏台的三百米处，曾经搭过戏台，闹过罚戏。以前做戏不能唱错做错，错了就要罚戏，轻的加演折子戏，如果做漏了情节叫“偷戏”，要重罚三天戏，戏班就要亏本。明张岱就曾描述过其时绍兴演戏时“一老者坐台下，对院本，一字脱落，群起噪之，又开场重做”。
多年前，山后浦做戏，一个花旦演下楼的戏，按规矩要走十三级，那天却多走了一步。以前看戏的有很多年轻人，当时一群后生起哄要罚三天戏，戏班头子和做戏人都吓坏了，赶紧请父亲这个山后浦的老知识分子去说和。
父亲被他们扶到戏台前的长凳上，站在耀眼的灯光下，说，乡亲们，戏班做错了，是不对，但他们一不是故意的，二是小错也已经认错了，三呢也加演一段戏了。大家想想，我们到哪里挣钱都难的，他们也很不容易的，大家就体谅体谅，好不好，和气生财嘛！
其中一个小伙儿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一位老人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吼道，苏老师都说了，你还要怎样？快转回家去！后生们也就散了。
如今，看戏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了，老人们没那么精明也不计较，罚戏自然也就没有了。但赛菊每一场都全情投入，更不允许自己出错。她们来山后浦第一晚演的是《双杀嫂》，没下雨，来的观众多，纷纷叫好，第二天下午演《丞相试母》，观众反应又很好，地方上的头儿闻讯很开心，买了几十斤桃子、四个大西瓜送给戏班。赛菊忙得一口都没吃，但心理上很满足。她想，我就是戏里的丞相施文青，观众喜欢这个戏，说明我演活了。
有那么一两分钟，后台只剩下我一人。我忽然发现挂着皇帝帽的架子下的神位前点起了两支红蜡烛。我知道，又有老人“戏刹”了，也就是传说的看戏走火入魔了，身体不舒服了，解药就是到戏班后台点上蜡烛拜拜神仙老爷，来不了的就差人剪下一点儿皇帝帽的流苏烧成灰喝了就没事了。有用没用不知道，戏班却总是有求必应，让看戏人图个心安，就像故乡人说的，高丽人参太补，邪关住了，要用萝卜解。
在后台，我不敢乱走乱动，随便问话，怕犯了戏班的禁忌。小时候就听说，不能问帽子重不重，不能问嗓子好不好，身体好不好，这些都关乎做戏能否顺利，关乎他们的平安，因而外人宁可信其有。还比如，鼓板是乐队的灵魂，打鼓板的师傅叫“鼓板佬”，他坐的地方叫九龙口，是戏台上最神圣的位置，其他人绝不允许坐，更不允许触摸鼓板。
此时，小旦爱妃上台，赛菊退到后台，从贴着一个“赛”字的戏箱里取出一条绑带绑上头，侧过头对我笑了一笑，眼角还挂着一滴晶莹的泪。
再过一个小时，戏散后，她会开车回到距离此地十公里的漩门湾大坝老鹰窠的家，那是一个靠海的小山村，大坝未筑成时，传说连飞鸟都飞不过去。到家后，她会煮两碗面给自己和俏俏当夜宵，然后帮俏俏给嘟嘟洗澡，睡下，第二天中午吃了午饭再赶过来化装。
这个在古代和现实之间自如穿越的女人，她在海边的家是怎样的？她的丈夫是做什么的？在家里，这个优雅神秘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她对我这个一直尾随着她的不速之客是怎么看的？
多日后，我看到她在微信里这样写道：第四天下午演《藕断丝连》，我演林天赐。下半场还在化装，来了非常非常难得的贵客苏沧桑老师。我们小小戏班迎来大作家，心情无比兴奋[憨笑][憨笑]
然而，当时她那么沉静，甚至有点儿冷淡。
六吃饭
嘟嘟在睡梦中掉下床时，俏俏和我、赛菊、潘香她们正在戏台前吃晚饭。
上午十点半吃中饭，下午四点吃晚饭，晚上十点吃夜宵，这是戏班的用餐时间。做戏人一般早上睡到十来点起床，不吃早饭。
每人有自己的专用碗筷。阿朱专门给我烫了一副碗筷。
三张方桌摆在戏台右侧，一位乐队师傅从台上下来，从墙角拎过来两块红砖头，很熟练地垫在了其中一张桌子的两只桌脚下，因为地面很斜。四张长凳没垫砖头，于是，一桌八九个人便一边高一边低地坐了下来。
最靠山的偏殿，供着几尊菩萨，点着红亮的油烛，萦绕着香烟，穿过偏殿，便是烧饭奶奶一个人的世界——戏班厨房。
烧的是老灶，堆满了不知从哪里拆下来的纸板残料，两口大铁锅热气腾腾，旁边矮桌上一个巨大的电饭煲里，一大锅米饭也热气腾腾。烧饭奶奶已有条不紊地做好二十个人的饭菜，四菜一汤，有红烧鲻鱼，虾皮冬瓜，红烧茄子，咸菜冬笋，还有一个菜汤，比我以前在别的庙里看到的戏班伙食好多了。
阿朱和家里人坐一桌，让我和赛菊、潘香、双菲、小花脸夫妻等七八个人坐一桌，乐队师傅们坐一桌，桌上有白酒。平时吃饭的位置也是这样固定的。据学者田野调查，绝大多数戏班伙食较差，做戏人都会轮流做“私菜”补充营养，因而用餐时间参差不齐，像他们这样三桌人一大家子一起吃饭是极少的。
赛菊迟迟没来，说在等炒绿豆面。她特别怕荤腥，不吃鱼，不吃调和油，但能吃肉，整个剧团为了她全都改吃猪油。她从家里带了猪肉和绿豆面，请骆老板亲自炒。潘香说，骆老板绿豆面做得最好吃，轻易不做菜，但戏班里谁请他做，他都会答应。
潘香和小花脸夫妻三个人拿大碗喝啤酒。我不喝酒，他们便让我喝王老吉。大家叫四十岁左右的小花脸夫妻“小爸小妈”。我忽然想起，夫妻俩的卧室，就在偏殿宿舍一楼临时拉起的破布帘后面。比起大多戏班夫妻常常要和其他做戏人一起睡通铺，这样的条件还算好的。
小爸坐我右手边，是这一桌唯一的男人，很客气，不停叫我吃菜。她们都叫我多吃一点儿，我不敢剩，将饭先分一半出来。饭很香很软，菜也很可口。
绿豆面来了，绿油油香喷喷的很诱人，却没有人伸筷子。
小妈说，赛菊你先夹，弄一半到碗里。
赛菊正在开一个玻璃瓶子，说，不要管我，你们先吃啊！
大家便说，你先夹，我们的筷子都碰过鱼了，腥臭。
赛菊拿的瓶子里装着腌苋菜梗，是阿朱的最爱，赛菊专门为她带的，但阿朱儿子闻不得那个味道，只好由赛菊保管，到时夹点儿到阿朱碗里。
小妈找了双干净筷子，将绿豆面拨出一半到另一个盘子里递给赛菊，然后招呼大家趁热吃。
潘香笑着嚷，小妈小爸，喝起来！
吃完饭，每个人的碗筷自己洗，阿朱过来将我的碗筷夺过去不让我洗。这是第一次，我暂且领受特殊照顾，以后跟着她们到处走，就跟她们一样了。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小嘟嘟从床上掉下来了，哇哇大哭，幸好没摔着。俏俏把他锁在房间里睡觉，六个月的嘟嘟还不会爬，但就在我们吃晚饭时，他会爬了，也会摔跤了。我们轮番抱他，逗他，他又呵呵呵笑了，脸上还挂着泪。
当年，俏俏其实是冲赛菊来的。十九岁的她因迷上赛菊而迷上越剧，找到老板娘阿朱问这里收不收徒弟的。阿朱见她俊俏，喜欢越剧，就答应收她，让她演小兵。后来赛菊知道了，不把她当徒弟，反而当女儿。她说规矩就是规矩，绝不当着阿朱的面教她。俏俏叫她阿姨，其实，是偶像，姐姐，也是母亲，婆婆。俏俏恋爱、生子，尚未安顿好的小家和所有的纠结烦恼，赛菊一眼一眼全都看在眼里，常接她到漩门湾大坝家里住些日子，一家人也都喜欢她，看得出，她在赛菊家里更快乐。赛菊的后备厢里一直放着一个大浴盆，是专门给嘟嘟在庙里洗澡用的。有一次，赛菊一家在外忙活，回家很晚了，又累又饿，也担心俏俏在家饿着，没想到一进家门，看到俏俏正在灶前忙着，桌上已经摆了满满一桌饭菜。
赛菊儿子小时，跟着戏班到处走，叫小花脸夫妻“小爸小妈”，如今，全戏班人都这么叫。嘟嘟大一点儿，也会这么叫。
七扮上
我将脚一一伸进两寸高、三寸高和五寸高的相公靴里试了试。
小旦爱妃说，你放大胆走，就走得稳了。
果然。细想，这跟走人生路是一样的。
傍晚五点，黄梅雨终于停了，蒸腾的热气将小庙紧紧捂住，穿着短袖都觉得热。幸而，这边演完后，过台到坎门里澳村再演五天五夜，上半年的演出就结束了，流浪了半年的她们就能回家了。
一身绿色绸缎衣裤的赛菊走进宿舍，脸上化着装，七点就要登台开演。她说，来，我给你扮上。
这是我们事先说好的，等她们有空时，帮我扮上玩玩。
台灯很刺眼。赛菊打开巨大的化装盒，拿起一条黑白圆点的包头巾将我的长发包了上去。她凑近我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清新的味道，不是香水味，是极淡的沐浴露或洗衣液的味道。
先打粉底。她说护肤品化装品都是她自己买的，放心。然后让我将脖子伸出去一点儿，给我扑粉，散落的粉直接掉到了地上。然后扑胭脂，先扑眼睛周围，上下匀开，再晕染到双颊。镜子里是一张红白分明的脸，嘴唇也是白的，有点儿吓人。
赛菊不说话，极其专注。最复杂的工序是画眼睛。先画眉毛，用粉红色的眉笔画，再用黑色的眉笔画，她说化装老师教过，这样从远处看起来眼睛就会很灵活。再用眼贴将上眼皮往上拉一点儿，眼线往上吊一点儿，眼睛便更有神。她用小剪子剪好两个眉月形的眼贴，贴了一遍又一遍，左看右看，直到满意。
我一动都不敢动，说，差不多就可以了，拍照看不出来的，不用像你们平时那么讲究的。
赛菊笑说，手势已经在那里了，改不了了。
我说，别耽误了你后面的演出。
她说，来得及，我有数的。
她做事一板一眼，有一种特别沉静的气质。
潘香、俏俏和小嘟嘟在旁边玩，发出一阵阵笑声。
待贴上一副假睫毛，整个装立即像那么回事了。我取出自己的口红涂上，免得把她的口红弄脏了。她让我多涂一点儿，涂厚一点儿，在台上看着会精神一点儿。
我问她，我看你还没上装时，脸上有一些斑，好几个演员也这样，是因为化装品的缘故吗？
赛菊摇头说，不是，是台上的灯光太厉害，长期照射到化了装的皮肤，起了化学反应。
痛吗？
现在不痛。有时灯光烤久了，痛的。
她说“痛”字时，我感觉心里有点儿隐隐的痛。
一切就绪后，赛菊将我移交给爱妃。
当家花旦爱妃，天台人。下午，她和阿朱演对手戏，套唱了一段《孔雀东南飞》里的《惜别离》。她是那么动情，身子随着一步一泣微微颤抖着，嗓音也微微颤抖着，台下几十位老人和我都不由自主被她带进了戏里。
爱妃利索地将自己头上的绑带和发网解下来，一头金黄色的长卷发哗地落满了腰肩，配着她的小旦装容，有一种奇异的美。
戴上小旦的头套后，整个头就更像样了。爱妃小心将我额前的刘海梳好，将瘦脸的鬓角发贴到我耳旁，又为我挑了一对蓝色的耳环，在发髻上插了一朵蓝色的珠花和一支步摇。当我眼角的余光瞟到右上方的步摇，我感觉一下子成了另一个人。
烧饭奶奶进来，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看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太好看啦！你演小旦小生都好看的！你留下来在我们这儿做戏好不好？
赛菊她们就笑，好什么呀，人家可是大作家，怎么可能来演戏呢？
我说，演戏多好啊，我从小就想当做戏人。
赛菊说，太苦了呀。
一时，大家都不响了。
我原想说，做戏多自由浪漫多开心，可短短几天，我便明了戏班生活的本质绝非原先想象的那么美好，而是极度的劳心劳力，甚至厌倦，尽管，曾经，她们和我一样向往。
傍晚六点，爱妃和赛菊带我穿过正在降临的暮色，赶到后台，赶在观众到来前给我穿戴好，上台亮亮相。我年迈的父母一直等在台下，想看我扮上，说如果来得及还想听我唱一段。之前，当我把这个愿望告诉阿朱时，阿朱没有惊讶，说，好，我跟乐队师傅说，给你伴奏。
爱妃给我挑了一套红衣服，说拍照好看，我说太艳了，还是素雅一点儿的吧。最后，爱妃给我找了一套浅蓝色的戏服，和头发上的珠花正好相配，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先穿戏服，再绑腰带，再挂珠子穿成的软坎肩，腰上挂上同样用珠子穿成的腰带。爱妃说，待会儿多给你扮几个，想扮皇帝丞相都可以，多拍几张照片。
我心里感动，也内疚，她们可以不用这么自找麻烦的。
穿戴整齐，爱妃走远两步上下一看，说，不对，里面没穿小裤（灯笼裤），裙子撑不起来。
这时阿朱正跑上台来，说乐队师傅叫来了。从幕帘后望出去，果然，六位乐队师傅已在对面侧幕坐定，二胡师傅正将二胡架到腿上。
赛菊和爱妃异口同声说，阿朱，快把小裤脱下来给她穿。
阿朱一愣，哈哈笑说，那我怎么办？好吧拿条裙子挡挡吧。便一边脱下小裤一边顺手拿过一条红裙子临时套了上去，小生的头装，小旦的红裙，看得我们几个直笑。
将双脚伸进一双红色的平跟绣花鞋，所有装扮全部完成。我被她们牵引着走上耀眼的灯光前，回头看见了长立镜中的自己——一个修长的淡蓝色的影子，云鬓高耸，步摇微晃，脸庞丰满，眉眼间有一丝陌生的妩媚。
她是谁？是我吗？还是阿朱？赛菊？爱妃？黛玉？兰芝？
走进戏台耀眼的灯光前，我听见头顶的戏棚又响起了黄梅雨的滴答声，雨声里，我有点儿恍惚。
八唱起
“惜别离，惜别离，无限情思弦中寄……”
我的眼前是两重世界：无比耀眼的灯光，漆黑一片的台下。我知道他们在那儿，我的父母，我的挚友英，他们正举着手机在拍我。我也知道她们在那儿，阿朱赛菊爱妃，她们将我领上台，此刻正站在侧幕看着我，听着我。
身后是阿朱儿子播放的雅园背景，花园，绣楼，圆洞门。平时他们做戏时，背景会随情节播放更换，比以前方便且像样多了，不做戏时，便播放电视剧给乐队师傅们消遣。
我怀抱一把琵琶，跟着乐队唱起了爱妃下午唱过的《惜别离》——《孔雀东南飞》里的经典唱段，兰芝与仲卿新婚别离，如泣如诉。我仿佛看到她们听到我的歌声时面面相觑的眼神，之前，我没有告诉她们我会唱《惜别离》，还会唱几乎所有的经典唱段。
“弦声淙淙如流水，怨郎此去无归期……”
这是我一个人的戏台，一个没有观众的戏台。灯光迷离，水袖曼舞，越来越密的黄梅雨声里，我在做一个梦，圆一个梦，一个三十多年的梦。
乐队过门的时候，我看到侧幕里，爱妃一下一下帮我打着拍子。
我看到父亲举着手机对着我。
我看到陆续有戏班的人围过来，站在台下，都举起了手机对着我。
我看到烧饭奶奶坐在第一排最中间，一直跟着拍子在拍手。
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怯场，我忘了昨晚应该在镜子前练一练姿态手势，练一练嗓子。为什么我会忘记呢？为什么我不怕在他们面前出丑呢？为什么一切都那么自然——我走上台，坐下来，抱起琵琶，便开口唱了，便甩开袖了，就好像，我一直在戏台上做戏，做了很多年。就好像，我在这个戏班里，跟他们认识了很多年。就好像这些认识了才几天的人，和我的家人我的挚友是一样的。
唱完了。在并不响亮的掌声和雨声里，我向乐队师傅、向漆黑一片的台下鞠躬致谢。
又唱了一段《葬花》，我笑场了。
之前，我的魂魄似乎被角色附体了，可当我唱完“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这一句，我突然回到了我自己。我边走边想象着自己脚步不稳摇摇晃晃又煞有其事的样子，花锄上的花篮已经滑到了背上，看上去一定很滑稽，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忍了几秒钟，忍住了笑，继续煞有其事地唱：“听何处，哀怨笛，风送声声。人说道，大观园，四季如春，我眼中却只是一座愁城……”令人惊奇的是，乐队师傅们在我笑场的一小会儿里，无比默契地将过门又拉了一遍，鼓板三声，如打开一道明亮的门，重新将我接了进去。
越剧团的传统乐队在鼓板、越胡主奏下，分吹、拉、弹、打四部分，人员可增可减，规模大的越剧团乐队编制可多达二十六人，而民间戏班遵循少而精、一专多能的原则，吉祥越剧团是一个六人乐队，主胡、鼓板、琵琶、大提琴、二胡、笛子，清一色的中老年男子。
父亲自始至终录下了每一个细节，包括我笑场，包括我和赛菊装扮的小生合影，我俩一副琴瑟和鸣的样子，但她看上去比我还羞涩。
然后，爱妃迅速帮我卸掉小姐装扮，赛菊迅速解下自己的头套，拿过一件白色斜襟小衣给我穿上，帮我装扮小生。
其实不用这么规范，戴上相公帽，穿上戏袍，拍个照留念就好。但赛菊不肯，她将我头发盘好，用好多小卡子将小生专用的发网给我卡上，她说这样帽子戴上才好看。她为我挑了一套淡黄色的戏袍，扎上了一寸宽的同色腰带。
镜子里，站着一个陌生的英俊小生，让我突然想起岁月深处那个曾经红遍玉环每个角落的越剧名伶，她在杭州九里松花苑的卧室里，挂着六张剧照，其中有一张，就是这样的样貌，这样的装扮，她朝北的某个柜子里，珍藏着这样的相公帽，这样的戏服，不同的是，更古旧更精致。
八十六岁的她，还好吗？
阿朱换上了一套蓝色的戏服，我们假装《十八相送》里的梁山伯祝英台到台上合影。
阿朱一直笑，与我这个菜鸟配合，她都不知道怎么摆姿势了。爱妃和赛菊着急了，穿着小衣跑上台，教我怎么走路，教我摆靴子要后跟着地，脚尖翘起，露出一点点鞋尖，将袍子顶起一小角，又教我怎么持扇，怎么打开合拢。
此时，已是傍晚六点半，离戏开演没多少时间了。爱妃匆忙回到后台补装、穿衣。今夜的“前找”（正本前加演的折子戏）是我最爱看的《楼台会》，正本是《五龙玉镯》。
这么一会儿，我已经腰酸背痛，浑身是汗，想赶紧回家洗澡，而她们常常要捂一下午加一晚上。
回家路上，母亲说，她悄悄准备了一个大红包给阿朱她们想表达一下谢意，这么麻烦她们和乐队师傅实在过意不去，但她们怎么都不肯收。
那一夜，我没有再去打扰她们。我在三楼听到一楼的父亲一遍遍用手机播放他给我录的视频。他跟母亲说了好几遍，说，唱得真好听。
那一夜，我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恍惚中，我一遍遍回放父亲给我拍的视频，又翻看她们平时做戏的视频，惊奇地发现，我的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动作，外行人看看还行，其实都是不对的。眼神、姿态、甩水袖的动作、兰花指的形状、每一个尾音，都是极不专业的。假如跟着她们去流浪，我是连演一个小兵都要一板一眼从头学起的。一年三百多天、四百场戏的磨炼，成就的不是一般的道行，突然心里对她们升起了一种新的敬意。
深夜，收到赛菊的回信：我到家吃了夜宵，刚给嘟嘟洗了澡，等俏俏洗了，我也洗澡睡觉。不用谢我，相见是缘[憨笑][憨笑]
我想起烧饭奶奶说，你留下来在我们这里做戏好吗？
假如年轻十岁，我愿意。
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