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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凭借感官或理性发现对象间的联系，也不能深入到物体的本质和结构。我们只知道各个物体间存在恒常的结合，而必然性正是由恒常的结合产生的。必然性的两个要素是恒常的结合和心灵的推断，物质活动的必然性都是由这两个要素得来的。
人们不因无知或偶然做出的行为受到责备，因为这些行为的原因是短暂的，它终止于行为本身，其行为不具有必然性。人们未经预谋做出的行为，比起深思熟虑做出的行为，较少受到责备。因为急躁的性情虽然是心灵中恒常的原因，可是它只是间歇地发作，并不玷污整个性格，它也不具有必然性。悔改以后生活和举止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由于心灵中的原则发生了改变，原则改变以后行为就不再是罪恶的了。
理性不足以产生任何行为或引起意志的作用，同样它也不能制止意志，或与情感或情绪争夺优先权。理性如果可以引起意志，就可以引发行动，并给情感一种冲动，但是理性没有这种引发作用。理性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
事物重复出现会逐渐产生一种顺利之感。顺利是快乐的必然来源。顺利所给予的快乐不在于精神的激动，而在于精神的顺畅活动。
最能把情感灌注于心灵的是雄辩，雄辩能够以最强烈的和最生动的色彩把对象表达出来。在演说家刺激想象给这些观念增添活力之前，这些观念对意志或情感只有一种微弱的影响。
猛烈的情感对意志会产生更有力的影响，平静的情感在反省的配合和决心的支持下，也足以控制情感最暴烈的活动。理性和情感的斗争使人生变得多样化，不仅使人们彼此差异，而且使人们在各个时间中也各不相同。平静的情感容易转变为猛烈的情感，转变的原因是由于性情的变化，或是由于对象条件和情况的变化。
概然性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对象本身的不确定所决定的；另一种对象虽然已经确定，但我们的判断是不确定的。这两种概然性都能引起恐惧和希望。
一个观念只要以充分的力量刺激我们，使我们对它极为关心，不至于对它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感到不快，就足以刺激起我们的好奇心来。过分突然而猛烈的变化使我们感到不快，不管对象本身与我们多么不相关，可是它们的变化总要引起我们的不快。怀疑的本性在于引起思想中的变化，使我们从一个观念突然转移到另一个观念，所以怀疑必然是痛苦的起因。这种痛苦主要产生于利益、关系或是重要性和新奇性引起我们兴趣的情况下。
总之，道德的善恶区别不可能由理性做出，善恶区别对我们的行为有一种影响，而理性单独是不能产生那种影响的。理性和判断由于推动或指导情感，确实能够成为行为的间接原因，不过我们不能说这一类判断会伴有德或恶。
我们对情感的调节和约束决定了建立社会遭遇困难的程度。人类种种对立的情感驱使他们选择不同的方向，也刺激他们想努力摆脱协议或合同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