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人海中择一人相识，就怕交友不慎；从茫茫书山择一卷翻阅，就怕味同嚼蜡。幸好，复旦大学王水照与崔铭两位教授合著的《欧阳修传》，没有辜负我的选择。去年客居苏州月余，晚上常手捧此书，消磨漫漫长夜。时隔近一年，我再次捧起这本书，常常利用睡前半小时，静静翻看十几页，困了，则掩卷而眠，无任何负担。又是月余时间，再次经历了欧阳修甚是精彩又不乏磨难的一生。
合上书本，闭目回想，脑中又出现那个在沙滩画荻的聪颖孩童，出现了那个喜获韩愈残卷的好学少年，出现了那个刚正不阿的铁面谏官，出现了那个寄情山水的醉翁太守，出现了那个奖掖后进的一代文宗，也出现了那个达观豁达的六一居士......
不过，我并不满足于对欧阳修生平的了解。写此文其实距再次看完全本，又过去了一个多月。我始终将书置于枕边，并没有像往常一般，阅后则束之高阁。
我反复追问自己，欧阳修到底在我心里留下了什么？对我有何种启示？又带来何种愉悦？
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对唐代“文以明道、文道合一”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更强调文章要“切于事实”，对无病呻吟、空谈道理、雕饰文辞很是厌恶，主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时光流转千年，这一论断仍然迸发勃勃生机，引起我这后学小子的深深共鸣。如同闲时读书一般，为自己而读，业余时间的文章，也是为自己而写，如非情之所至，发自肺腑，断难有动笔之欲望。也许，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于文章”。如果文风坏了，那就是人心坏了。
除了在文章上，政治上欧阳修也是个改革急先锋。“庆历新政”中，范仲淹、富弼等国之干臣，针对承平日久的北宋“冗兵、冗官、冗政”三大顽疾，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欧阳修身为谏官，针砭时弊，奋力为改革鼓与呼。政治改革历来是极其复杂和艰巨的，稍有不慎，则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人事纠纷。改革本是一股清流，却被别有用心者故意将水搅混。正当改革派面对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的诘问，欧阳修是彻夜未眠，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写下著名的《朋党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语也成为欧阳修一生择友的准则。《朋党论》没有挽回“庆历新政”的颓势，仅仅一年之后，即以改革派重臣或贬谪，或外放而告失败。
谁能与欧阳修相交，那绝对是件幸事。对朋友的真挚、热心，不因年华流逝、地位悬殊等外界因素而改变。梅尧臣，宋诗开山宗师，青年与欧阳修相识，谈诗论道，相知甚深，然而梅科举之路不畅，长期沉沦下僚，生活窘困。与之相反，欧阳修虽然挫折不断，但还是官至宰辅，荣为天子重臣。二人地位判若云泥，却丝毫不影响欧阳修对梅尧臣的友情，多次向朝廷举荐他，并在生活上多有接济。直至梅尧臣先欧阳修而去，他还变卖自己房产，为梅尧臣遗孀与幼子留下安身立命之资。老郭有段传统相声叫《托妻献子》，欧阳修对朋友，是当得起托妻献子的交情。
作为一位师者长者，欧阳修在鼓励后学、奖掖后进上是不遗余力的。他与苏轼的师生之谊，是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苏氏父子三人，偏居巴蜀，在汴京无根基、无人脉，无名气。仅凭欧阳修的赏识、推介，苏洵很快名震京城，而苏轼更是不得了。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书信中坦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书信一经流出，苏轼更是声名鹊起，很大程度上奠定他后来文坛盟主的地位。作为一代文宗，德高年劭，最是爱惜羽毛之际，欧阳修却毫无嫉贤妒能之心，以宽广的胸怀，给后来人留出一片天地。值得一提的是，嘉佑二年，欧阳修作为礼部贡举事主持科考，所取之士可以说网罗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杰出人物，如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占了三席；还有程颐、张载等理学名士，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更是北宋后期新党旧党之争的重量级人物。
我还想说说的就是欧文带给我的愉悦。《醉翁亭记》是欧阳修散文的成熟标志。以“环滁皆山也”开篇，全文连用二十一个“也”字，一唱三叹，琅琅上口，仿佛看见那位饮少辄醉的太守，手持酒杯，趁着醉意，摇头轻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悠然自得的形象跃然纸上。《秋声赋》最早我是在《古文观止》中读到，当时就为作者的文思所折服。秋夜寂静，风声骤至，引起秉烛夜读的欧阳子先疑后惧再愁最终慨叹，人“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以草木而争荣”。以前，只是作为一篇好文来吟诵，文章与欧阳修很大程度上是割裂的，一旦放进传记中，瞬间将人与文融合，知道欧阳修饱受病痛折磨，又历经宦海沉浮，其内心对秋声的敏感，才造就了这篇奇文。文章终究要依附于人，才能饱满。
有句成语叫敝帚自珍。自己才疏学浅，难以高度概括欧阳修的一生，我有所感悟的，尽管粗鄙，但终究是自己所得，所以还是以文字记录下来。
（2017.3.21写于卧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