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即将毕业的我对寝室书桌上几大摞书犯起愁来，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毕业后到外地上班，我很可能无法把它们全部带走。
我在书桌前，看着书脊上的书名发呆，这些书都是我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一本一本慢慢买来的，有的是从旧书摊、旧书店淘来的，买他们的时候选之又选，反复权衡。还有一些更是从牙缝里面挪出钱从书店买回来的。他们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能说出每一本书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买的，以及后来读完没有、收获几何……。
如今，我却面临着不得不舍弃掉他们中的一部分。既然“分别”在所难免，那么假如我只能带走一小半，我会带走哪些书？假如形势更极端一点，我只能带走三五本，我又会带走哪些？我带着游戏的心态进一步拷问：如果只能带一本书呢？
我决定做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以这些书对我的“重要程度”作为衡量标准进行筛选淘汰。我是这样计划的，首先从所有的书里选出一半，大概一百本左右，归类为“值的带走的”；再从其中选出二三十本书，归类为“尽量带走的”；然后又从其中选出五六本书，归类为“必须带走的”；最后的最后，我还应该选出唯一的一本书，归类为“随身携带的”。
第一轮的筛选很容易，因为很多书我在买回来读完或者读了一小部分，就已经判断出它不值得再读，于是自然将它放到了果断抛弃的行列。要选出“尽量带走的”书，相对来说棘手一些，因为不仅要考虑一本书当下的价值，还要考虑今后的价值——现在不值得看，但兴许未来某种情况下需要看一看，此外，除了书本身的价值，也会考虑这本书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我对这个类别的书调整又调整，花了不少时间。
而真正困难的是，选择“必须带走的”三五本书以及“随身携带”的那一本书。看到自己选来选去仍然每个结果之后，我开始思考，所谓“对我重要”，标准是什么？
认真思考之后，列出三条标准：第一是比较经典，具体的说，值得一读再读、常读常新，每次看都应该有新的收获。第二是比较有趣，很多书自然是足够经典，但面目冷峻艰涩难懂，如果不打算专门研究，还是敬而远之。第三是比较有用，阅读不仅是娱乐消遣，还应该帮助自己成长，最好能解决现实中的困惑和难题。
三条标准占两条便可纳入“必须带走的”名单，三条皆占必然值得“随身携带”的。然后我依照标准，将选出来的书在封底龙飞凤舞的批上“必须带走”或者“随身携带”。
事实上，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去外地，而是被留校从事新闻宣传工作。那年暑假，我用半个下午的时间将全部家当一股脑儿从学生宿舍搬到教工宿舍，而我最终选出了哪些书，因为已经不重要了。
然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从全部“藏书”中筛选出值得带在身边的三五本书，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停止，也至今未能终结。
2013年秋天，我从学校辞职出来，到一家杂志社做记者，带着铺盖卷住进城东的金象寺城中村，被卷里塞着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图片编辑手册》《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和门切尔的《新闻报道与写作》。
2015年夏天，我到高原驻点工作，行李中放着几本书——《顾准文集》、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和门切尔的《新闻报道与写作》。
2018年短暂离开后再次回高原，我的行李箱中放着《顾准文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希区柯克选集》《人的行为》《经济学》和四卷本的《光荣与梦想》。
那么，下次出门我又会带上什么书呢？
突然发现，选择“必须带走的”和“随身携带”的书，极像是在选择一起旅行的朋友。我们自然是希望这个朋友要有见识、有意思，这样一路闲侃才能在趣味盎然中增长见识；他也最好有几招看家功夫，因为旅途险阻，万一身陷困境，可以教我一手，化险为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