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沉溺于伤痛的刺激,还是让记忆成为前行的力量?
实验室的玻璃窗上凝结着冰霜,窗外是零下三十度的哈尔滨冬夜。日军军医在笔记本上冷静地写下一行字:“冻伤实验完成率98.7%,存活率0%。”
这是一组墨迹斑斑的数据,藏在731部队档案深处。
而就在同一片土地上,八十多年后的一个春日,一个小学生参观遗址时,用温热的小手摸着冰冷的展柜玻璃,仰头问老师:“他们疼吗?”
这个孩子的问题,像一根针,刺中了电影《731》带来的最大争议: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到底是在咀嚼“人血馒头”,消费苦难?还是在沉痛中铭记,寻找警示?
01当历史被拍成电影:是客观记录,还是感官刺激?
作为余华作品的读者,我总想起他书写苦难的方式——不靠嘶吼,而是通过福贵、许三观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褶皱,让你感受到历史的重量。
电影《731》也试图用近乎临床的冷静镜头,呈现那段黑暗岁月。资料显示,从1940年至1945年,这里进行了超过3000例人体实验,平均每天都有生命无声消逝。
但问题在于:当痛苦被直接展示,当苦难被转化为视听语言,我们是否在无意中完成了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这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本是沉痛的悲剧,却被围观者当作了治病的药引。有些影视作品,确实存在这种危险——将民族伤痛包装成刺激感官的商品,在“勿忘国耻”的旗帜下,完成对历史伤疤的娱乐化开采。
然而,真正的铭记,不是一次性的声嘶力竭,而是持续渗透的滋养。
02基层的温度:让记忆活在水滴石穿的日子里
在哈尔滨平房区,有一位社区工作者李大姐。她守护着731遗址周边的社区,一做就是十几年。
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日复一日地组织学生担任义务讲解员,记录幸存者后代的口述历史。“记得2015年,我们终于完成了全区85%中小学生的轮训覆盖。” 她说。
最让她动容的,是一个小男孩在听完讲解后,悄悄对她说:“我长大后要当医生,但不是那种医生。”
这种来自基层的坚守,才是历史活着的证明。它不是宏大叙事中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伦理选择。
在浙江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的后代老王,带领团队用了十五年,走访了全县90%的村庄,整理出一万三千余名受害者名单。
他告诉我,2002年冬天,他们在一处山村找到最后一位知情老人。老人蜷缩在土炕上,用颤抖的手在名单上按下指印,泪水滴在泛黄的纸上。
“那一刻,”老王说,“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字,而是有温度的血肉。”
03我们如何记忆,决定了我们成为谁
电影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当受害者被带入实验室时,镜头特意捕捉了窗外一株顽强生长的野草。
这个意象,像极了如今731遗址纪念馆墙缝中,每年春天依然会钻出的新绿。
生命的韧性,是对暴政最有力的反驳。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70%的县级行政区将日军暴行史纳入地方教材。每年清明,各地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覆盖率创下新高。
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个李大姐、老王这样的普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让历史保持应有的温度。
记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像一位幸存者后代说的:“我们要记住黑暗,是为了更好地珍惜光明。”
走出电影院,夜色中的城市车水马龙。
我想起余华在《活着》里写的:“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那些遇难者走出了时间,但他们的故事,还在时间里回荡。
当我们讨论《731》时,我们真正要寻找的,是如何在冰冷的数据与温热的血肉间找到平衡——让记忆不失真,也不失温。
毕竟,真正的铭记,不是年复一年的仪式性悼念,而是将历史教训,内化为当下生活的伦理尺度。
只有当我们真正感知到历史的温度,才不会让苦难成为被消费的 spectacle,而成为警示未来的永恒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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