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古称蒲州)有一座关帝庙，庙内有一副对联：

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

后文宣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

无独有偶，白崇禧为台湾省新竹县关帝庙题写一联为：

山别东西，前夫子、后夫子；

圣分文武，著春秋、读春秋。

这两幅对联一是将关羽，岳飞同列，共为武神；二是将文圣孔子与武圣关公齐名，同为中华二圣。在百姓的心中，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比肩而立，相映生辉，同为中华文明开万世基石。

春秋为孔子所作，孔子作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是从遣词用字中体现出一套褒贬时事的笔法，借此以表达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他的社会理想。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什么叫“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就是《春秋》中每用一个字，都必含有褒贬的意义在，后世因而称这种以曲笔而寓意褒贬的文字叫做“春秋笔法”。左丘明称之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所以才有后人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关公读《春秋》，不是为了日常的消遣，也不是为了学习行军布阵之法，而是学习春秋大义，磨砺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

春秋本是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

鲁国的《春秋》，写得很简单，它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时系年”的记事形式，全书采用分条记录，故后世称之为编年体史书，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大事记”一样，既无因，又无过程，只是一个结果或者说一条事实，后人搞不清白事情的原委。所以便有人在《春秋》的基础上作传。为《春秋》配传，主要有三部。一部叫《春秋左氏传》，还有两部分别称《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写得最好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春秋左氏传》，后世又称它为《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关公所读的《春秋》，实际上是指《左氏春秋》。

《三国志▪江表传》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三国志▪吕蒙传》云：“斯人（关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

但关公所读的《左传春秋》并不是普通的史书，《左传春秋》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操。《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氏以记载完整的事实注明春秋褒贬善恶的大义，最具感化力，也最具释经的功能。

《左传》作为《春秋》经书的传，从思想性角度来讲自然是经传一脉的。

《孟子·滕文公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云：“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春秋》以道义。拨乱世之反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春秋大义”的实质，是尚德不尚力，是儒家道德诛心的强力武器。儒家以《春秋》立起的道德准则，不是行为法度，而是道义标尺，道德标尺。即便对方拥有强权，但是在善恶是非面前，永远也逃脱不了道德的审判，从而使社会人心向善去恶， 使社会不至于完全沦为弱肉强食的境地。

关公熟读春秋，心怀大义，日常为人处事不偏不倚，公平公道，恩怨分明，信义卓著，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符合儒家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在宋朝时期，关公信仰已经崭露头角之时，儒家士子从关公好读左传春秋的角度出发，赋予关公大刀锄奸祛恶，正义正气的“公道裁决之神”的角色，让天下心怀歹意，背信弃义，数典忘祖的汉奸小人闻风丧胆，望而生畏。

所以，每当国家和民族遇到危难的时候，就会有一大批勇于担当，心忧社稷，以关公精神为引领，以春秋大义为指导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体现忠肝义胆、精忠报国的民族大义精神。这也正是春秋大义的主旨所在！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