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刚

回首来路的时候，总是会发现很多值得留恋，确有悲喜交集的瞬间。扪心自问，洋洋洒洒，以法律为职业的自己，情涌于心，心落于笔，心绪滚滚而来。有时候，自己也是奇怪。在一切历史都被看成是当代史，有时候觉得历史很神奇，准确的来说是人很神奇。因为我们可以对上千年之前的历史说的头头是道，就好比自己亲眼见过一样，而对于近几十年近百年的历史开始选择性的遗忘。

对于历史，自己在业余读书学习过程中多少有所涉猎。时间久了，也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没有耐心读历史书，某种程度上只是因为还没有形成培养出良好的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如果只想从历史中看到八卦热闹，那还真的是尝不出这样的滋味。但是，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当下的我们从历史的真实中，照见了过去和未来。

对于历史，可能会泛泛而谈，也许是在自己的脑海中不值一提的东西，但也只能这样讲出来——要不然，发现自己没话说。说到历史，它就像是个万花筒。有的人看到了残酷，有的人看到了温情，有的人看到了杀戮，有的人看到了救赎。其实，在数不胜数的历史事件和时间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就好比当下的你我。斯年、斯世、斯人，身处大变局的时代，尽管充满厚重感，但是展现出的都是最真实的人性，也是最激荡的情怀。

我们似乎会有自己的时空坐标看待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故事，当我们的时空坐标不同时，看待历史事件会有差别。将中国的近现代的历史看成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或许是没有人会有疑问的：很明显，中国已经纳入了世界体系中了。将中国的近现代的历史看成是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的逻辑，或许也是没有人会有所怀疑的：这也可以会有无数的例子得到证实。总的说来，这种大判断是很难得到人们的真正的反思的，因为它的解释力太强了。然而，问题恰恰在这里。当我们承认中国的近现代的历史属于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时，我们要把握的是，这个历史过程的推动力量到底是外来的势力还是其内在的本来的动力？我们当然可以用那些哲学高度上的内外因相互作用来解释，而且我们似乎都不否认其真理性，问题在于，我们在选择一种理论框架作为解释的工具时，我们似乎无意当中放弃了真理。无论是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还是革命史的框架，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本身，而转而求助于用别人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历史。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别人的语言有语境吗？说得明白一点，我们是否多应该关注一下近现代以来我们的传统逻辑有多少解释力？

对于历史，我们其实没有多少选择：要么回到事实本身，即以过去作为时间的坐标；要么回到历史宿命论，即以现在甚至是未来作为时间坐标。当我们试图回到历史事件本身时，我们或许不可避免地会将许许多多的事情结构化，甚至将或许本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我们陷进了观念的历史：这或许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我们应该宣称，我们的过去是为了现代化这一目标作准备，我们应该强调，过去的种种都为我们的变革创造条件，我们甚至应该宣扬，我们的现在必将朝某一方向前行，更为激烈的是，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我们的历史终结了？

活在今天的我们，以及有着种种追求的我们，其实仍然只有唯一的选择：相信宿命吧。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想保持我们对种种事实的尊重，我们总是难以避免地被我们的现实所决定，历史并不掌握在过去，而是现实。既然如此，我们所需要考虑的似乎只有一个了：这个宿命，应该由谁来决定，直白一点，谁来创造国家及民族的宿命，是宣告历史已经终结的那些人吗？或许这在逻辑上不会有问题，但事实是，一旦我们的所有的历史都成为这一宿命论的奴隶时，我们似乎没有我们自己的历史了；要有解释我们历史的权力，就应该自己创造自己的宿命——必须首先保证自己不会成为别人历史的奴隶。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行走的历史。历史是一条小河，人类是这条河上颤抖的一叶扁舟。小船随波浪起伏摇摆，漂到哪儿算哪儿。于是，在人们睁开眼睛之后，发现景致与昨日的不一样，河面与昨日相比宽窄不一，但是河堤却依旧牢固。有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是镜子又能怎样？镜子照出的丑陋也许正在发扬光大，镜子折射出的美好似乎并未在人们的期望中茁壮成长。有人说，历史是公正客观的。我对此持有怀疑的态度，也许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因素作用下，想让大家看到的历史而已。历史再现于世，是今人考证和推论的产物。既然是推论，就没有客观和公正可言。

打心底里讲，我对发现历史的人并没有特别的敬意可言，相反，我最崇敬的，还是这些创造了历史的人。总归而言一句话，谈历史是奢侈的，一切服从现实，而且是我们自己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