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学龄儿童的父母们，尤其是身处北上广等大城市的父母们，大多都能迅速地在《起跑线》中为了择校焦头烂额、处处碰壁、洋相百出的男女主人公身上找到共鸣。尽管影片是一部喜剧色彩颇为浓厚的作品，但它在核心主旨上的诉求却相当具有严肃性与反思性。如今不分国界的育儿战争，已经在人口基数庞大、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亚洲地区演变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你能在电影中深刻地体会到，为了让孩子未来能实现阶级跃迁或是至少保住现有的阶层地位，父母们是如何劳神伤财、忍辱负重、乃至不择手段的。

      身份大洗牌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靠着自我奋斗积累财富并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父母，觉察到我们这个时代上升的通道正越来越窄。教育竞争的愈发低龄化，某种程度上正是人们对于后代发展危机意识的本能反应。这种恐落人后的心态在群体发酵后，形成了所谓“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的怪圈——孩子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中学；上不了好中学，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

      片中，妈妈米塔之所以不计成本千方百计地要将女儿送入名校，就是出于对这套推理模式的深信不疑。米塔反复强调：女儿进不了好的学校，她自甘堕落、自暴自弃、自毁前程的几率便会呈指数级放大。作为一个妈妈，她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为女儿争取最佳的学习环境，把这种负面的可能性压到最低。

      和妈妈米塔相比，爸爸拉吉的思维就似乎总是慢半拍。听从妻子的要求举家搬到学区房时，他对街坊邻居恋恋不舍，分离时还痛哭流涕；在妻子精心筹划的新邻居派对上，他和女儿当着举止考究的客人们大跳欢乐的舞蹈，气的米塔拉闸断电来缓解尴尬；到学校进行入学家长面试时，他甚至答得前言不搭后语，以至于前功尽弃。

      在走后门、找中介、贿赂校长都行不通后，拉吉终于发现择校的形势远比他想象的严峻：他目睹凌晨的学校门口，等待放号的家长深夜便已大排长龙；也亲眼看到培训机构里的“小神童”几种语言随意切换，十八般才艺尽数掌握。他的女儿没有过人的天赋，他作为家长也没有提前培养的高瞻远瞩。纵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小有名气，但在子女教育上，拉吉俨然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走投无路的拉吉只能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政府规定名校为了照顾贫穷家庭也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抽签入学制度。为此他带着全家入住贫民窟扮演穷人。不久前，他们还在身上堆满奢侈品渴望融入上流社会；一转眼，就不得不蓬头垢面、灰头土脸地在脏兮兮的小屋中体验生活的艰难。

      影片的荒诞至此显露无疑，它让我们看到，中产阶级是一个脆弱而不稳定的流动群体，他们想被上层接纳但重重受阻（有些学校甚至告知不收商人的孩子），又不习惯和底层劳工推心置腹、深入交往。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夹心层，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的病因在于他们种种为上升所做的努力，到头来几乎都转化为无用功，在这种被迫抑或自愿的西西弗斯式的日复一日推石上山的苦役中，他们感到自己是被时代逼疯的精神病患者。

    《起跑线》用喜剧的手法向观众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那些留给穷人的为数不多的机会或许正在被挤占。这在影片中体现为，虽然拉吉遭了不少罪，但女儿总算顺利被抽中；与此同时，拉吉“落难”时好朋友希亚姆的儿子，却因为落选而只能去上条件恶劣的公立学校。拉吉装穷的事迹败露后，希亚姆愤怒地指责他剥夺了自己孩子的权利。阶级矛盾至此大爆发。《起跑线》让我们看到的残酷事实是，对教育资源的争夺是一场无情的零和博弈；输了的孩子付出的代价将是自己的整个人生。

      而耐人寻味的是，你却很难对破坏了游戏规则的“坏人”男主角拉吉产生反感。拉吉和希亚姆，他们分别都为自己的孩子做了力所能及的最极致的事——好朋友是为了凑学费而选择在被车撞后私了，拉吉则是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来到贫民窟。同为人父，他们能明白一个父亲为了给孩子最好的东西，可以做出多大的冒险与牺牲。

      这也是为何希亚姆在义愤填膺地走进校长办公室举报前，发现自己根本不忍心去举报另一个父亲。他知道拉吉是一个好人，对此心怀愧疚的他已经向公立学校捐钱，现在教室已经装潢一新，孩子们能读到英语图书，也许他更应该感谢他。让一个好人做坏事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坏的时代。希亚姆停下了走进办公室的脚步，心中的愤怒变成了悲哀。

      最后，《起跑线》的编剧让男主角拉吉“良心发现”，自己走进了校长办公室，说出了装穷人上名校的真相。令人惊讶的是，看似刚正不阿的女校长的回应，只是不动声色的把拉吉女儿的档案转换了一下。拉吉震惊地看到，这个反复向公众讲述出身贫寒的自己如何依靠及教育制度出人头地的教育家，竟是整个教育产业灰色利益链条中的一环。入学，表面上是抽签和面试，实质上则是学校与权力和金钱进行的一场利益交换。在女校长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深明大义教育家演技面前，拉吉意识到自己装穷的伎俩竟是如此幼稚可笑。

      “你能向谁举报？政府？媒体？警察？他们的孩子也在这里上学。”拉吉看穿了校长真面目后，校长毫无畏惧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反对潜规则者，自己原来就是最大的潜规则。借此，影片抛出了一个棘手的疑问：择校艰难在供需失衡之外，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商人和政府部门联手策划的一场阴谋呢？《起跑线》一开始就给出了妈妈米塔择校的依据——一本杂志的名校排名，拉吉当时就质疑这个排名是否可信。好比被虚荣和攀比心冲昏了头脑而买回了一堆华而不实的商品，米塔和拉吉多像是中了消费社会的广告圈套，在饥饿营销中做了被收割的韭菜。

      固然名校可能是公认的，但正如电影中呈现的那样，多少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和教育中介利用家长的焦虑赚足了利润。纵然，入学逐渐成了既得利益者才能玩得起的游戏，人们想要退出择校大战却又身不由己，没有天赋和家庭背景的孩子只能和彼此比拼谁更勤奋地上了更多培训班，学龄前教育彻底地从集体理性沦为了集体非理性：原本开发智力的目的已然变味，异化的童年早早成为了被资本扩张需求所压榨的新客体。

      透过《起跑线》我们看到：当下的教育怪象表现为上层社会入学不费吹灰之力，底层人民听天由命、任凭抽签规则摆布，中产阶级绞尽脑汁，像拉吉夫妇一样几乎脱了层皮，变得里外不是人。为了择校，中产阶级付出高昂的金钱成本，以交换一个对阶级再生产得以相对平稳运行的乐观预期。

      反观那句经典的宣传语“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们警觉地意识到，这是一碗资本灌给焦虑家长的有毒迷魂汤。所有执着于给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父母，往往容易忽视什么才是最适合孩子的。但成长的不可逆转性又让“最适合”成了一个没法被检验的悖论。对于绝大多数父母而言，他们简单粗暴地相信最好的就是最适合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