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到新冠疫情，再到间谍窃取杂交水稻种子……处于“风险社会”的时代，对如何应对公共危机，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不仅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更是我们新传学子需要思考和提升的能力。
每一个公共事件的发生都有许多参与者，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是最主要的元素。那么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这三者是如何表现和发挥作用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跟随作者的思路，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这三个主体内部之间的博弈关系。
理性公众VS非理性公众
首先，公众很容易受到危机信息中不实传闻的感染；其次，部分非理性公众的恐慌应对，又将激发更多理性公众不得不选择“从众”的应对姿态,从而造成人心惺惺、社会动荡的不利局面，与信息控制的初衷相悖，给政府的危机治理带来很大的难度。
可以用理性公众与非理性公众的博弈来解释
博弈方：理性公众 VS非理性公众
策略空间：双方都可以选择冷静应对或者恐悦应对。冷静应对表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而恰当的揩施；恐慌应对表示根摇失真传闻采取不必要的、过分激进的措施。
博弈次序：非理性公众先行。
支付：如果博弈双方都冷静应对，则都能获得最佳结果(A,A)；如果双方都恐慌应对，则都只能获得较差结果(C，C);如果一方恐慌应对、一方冷静应对，则恐慌的一方获得较好结果B，而冷路一方则获得最差结果D。A＞B>C>D。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信息，是消除公共危机过程中公众恐慌心理和非理性应对的“良药”。同时，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公众的参与能够为有效的危机治理提供强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外界，尤其是政府和媒体等危机信 息资源的主要掌控者向公众传递及时、真实、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任何遮蔽和掩盖都会给各种谣言或流言带来可乘之机，从而给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传统媒体VS新媒体/境外媒体
新媒体的兴起和境外媒体的入侵”，将刺激国内传统媒体放弃“掩盖事实”的策略，进而采用类似的“揭露事实”或者“夸大事实”的策略，以达到对自身比较有利的势态。
媒体之间的短期博弈：
博弈方:传统媒体 vs新媒体/境外媒体
策略空间：双方都可以选择掩盖事实、揭露事实或者夸大事实。
行动顺序：传统媒体先行。
支付结果：如果博弈双方都夸大事实,则能获得(C，C);如果双方都揭露事实，则能获得(D，D);如果双方都掩盖事实，则能获得(E，E)。如果双方策略不同，则夸大事实的一方优于揭露事实的一方优于掩盖事实的一方。
相比而言，传统媒体可能比部分新媒体和境外媒体更加注重长期影响力，因此，未来传统媒体可能比新媒体或者填外媒体更加注重揭露事实。
中央政府VS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在危机传播中的根本利益目标和广大公众是一致的，但是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组织却具有双重属性，他们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也是其部门利益和官员利益的代表。这就导致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行为可能偏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在保护局部利益的同时造成整个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庆。
以“非典”危机为例,2002 年底，“非典”疫情在广东爆发，不仅影响到当地广大公众的生命健康，也影响到当地官员的切身利益。如果疫情蔓延而惊动上级，当地官员就会因此政绩、形象受损，甚至受到怨罚，如果封锁消息并将危机控制住，那么就能平安度过。这种“当地解决，避免惊动上级”的策略本身是合乎个体理性的，可没想到的是，“非典”的防治难度超过了官员的预计。2003 年，“非典”开始向全国迅速蔓延，这场疾疫最终演变成非单一部门、单一地方所能解快的公共危机。这时，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开始了。
博弈方：政府部门A vs政府部门B。
策略空间：双方都有积极防治和消极应对两种策路选择。
支付结果：如果双方都积极防治，则能获得(A，A)；如果双方者消极应对，则获得(C，C)。如果一方积极防治，而另一方消极应对，则前者获得 D，后者获得 B，如下图所示。A>B>C>D。
但是，现实并非这么简单。“非典”危机涉及了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高水平均衡的前提是信息技术在这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畅通无阻，对危机有了充分了解到基础上，个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都能认识到“非典”疫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并一致及时地采取有力措施，实现通力合作、信息共享。
思考
通过阅读，我发现“非典”是我国公共危机系统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是，由于部分“非理性公众”在非典事件发生时，产生应激情绪，不配合医务工作的排查，导致200多人与非典患者接触，造成了7人确诊，3人死亡的悲剧。这些触目的案例时刻提醒着我们要提高媒介素养，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做一个“理性公众”，让子弹多飞一会，至少能够配合公共危机的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