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5月3日
今日上午10：00许，济南全市防空警报
被拉响，以纪念济南“五三”惨案90周年。
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于1928年5月3日。正当国民党北伐军进军山东的时候,日本侵华军队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陆续开抵济南。日军在商埠自行划定警戒区,日夜赶修工事,铺设电网,架起大炮机枪,扣押国民党外交部部长黄郛,杀害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以及交涉署其他人员,重炮攻城,毁坏黄河铁桥和无影山弹药库,肆意屠杀我军民,洗劫商店,强奸妇女,其暴虐罪行,罄竹难书,军民死伤总数达11000余人,财产损失24008万余元,形成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直至1929年4月日本才撤兵回国。
据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的何思源回忆：
“五三”惨案的第二年,中日交涉,日本撤兵交还济南。对于5月3日惨死的人,只说将来由两方调查。所谓“调查”,是骗人的,实则是用“调查”二字来平息中国人的怒气而已。但山东省政府不得不为调查做好准备,并在济南吕祖庙成立“济南惨案被难家属委员会”，经调查,1928年在“五三”惨案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兽兵杀死的中国军民共3625人。当然由于当时调查工作的草率,实际上在这次惨案中遇害的,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5月3日晚上,当日军乘四十一军军部撤退,占据其驻地商会的时候，和政治部十几个工作人员,也被堵在省银行里不得出来。就在这一天晚上,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商埠大肆屠杀,到处死尸横陈,血流成渠。这次屠杀从5月3日晚上起,一直杀到5月5日才稍趋缓和。”
刘旭初是“五三”惨案的一位亲历者，同时也是一名山大人。他与其他山大人一起组成“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为国奔走呼号。在《回忆济南“五三”惨案》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记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
刘旭初
1928年我在济南教书。“五三”惨案发生后,济南城内各级官吏均逃避空,学校无形停办。山东大学的一部分教职员联合其他各中小学的教职员,组成了济南教职员联合会。当时国民党济南市党部暗中邀集济南各民众团体,在城内皇华馆街山东大学医学院开会,组成了“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从事地下工作,调查日军残暴事实,编写宣传文件。为了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该会决定派出代表团至各省、市,揭露日军残暴真相。当时推定济南市总工会代表武竹亭、学生联合会代表张虎文、教职员联合会代表刘旭初、商民协会代表郭愚民、妇女协会代表孙文景、济南市党部代表王旭,组成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代表团,前往各省、市。
代表团于5月8日离开济南到达泰安。当时山东省政府在泰安,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亦移于泰安。我们到达泰安后,省党部委员李澄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参加了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代表团的工作,并负领导责任。
代表团于5月8日由泰安出发,去南京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请愿。抵达南京后,代表团当即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要求:(1)日军退出济南;(2)日军赔偿死难人民的一切损失;(3)收回胶济铁路;(4)收回青岛。后来并去外交部面促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向日本严行交涉。
代表团于5月12日起在南京各公共场所开始宣传活动,在各街区张贴反日标语、传单、画报等宣传品,旋即被警察撕毁。后查知,系南京日本领事要求外交部禁止反日活动所致。
代表团由南京又去苏州、无锡、上海、嘉兴、杭州等处作反日宣传,收到良好效果。8月,返回南京,再次向国民政府请愿,仍不得要领。乃溯江而上,至汉口、武昌进行宣传,争取支持。9月,去河南郑州、开封。10月间,先后去北平和天津。11月间,由天津乘海船至上海,又至南京,第三次请愿。此后,返回山东泰安,该团工作始告结束。
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自1928年成立,至1929年6月停止活动,前后工作近一年之久。在此期间,代表团一行经风雨、冒寒暑,奔赴各地做抗日宣传,得到了各地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想,这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乃至此后不久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或许都起到一些作用。
——《回忆济南“五三”惨案》
我们如今生活的时代，距离那次惊心动魄的惨案发生，已经有整整九十年。也许时间久远，但每年的这个时候，济南市的上空总会鸣起警报，也总会有大批大批的市民前往“五三”惨案纪念碑祭奠死难者。他们中，有捧着花束的青少年，也有眼眶盛着泪水的中年人；有遇难者的后人，也有那场人间惨剧中现已垂垂老矣的幸存者。他们的身份、年龄或许不同，但却都是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来悼念九十年前守护济南、守护中国的军人和无辜死去的百姓。
那一座座纪念碑与纪念馆，昭示着济南这座老城曾经伤痕累累。它们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济南人民从未忘记、也将永远不忘“五三”惨案带来的悲痛；
中国人民更不会忘记，那是我们如今更加拼搏向上的动力。
我们的祖国已日渐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而我们作为当今一代新青年，自当秉承前人遗志，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保驾护航。
勿忘国耻，珍惜和平，团结奋斗，我辈将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