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建议我写写陈其美，有些日子了，最终写成了这个。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从集权专制帝制向现代共和的剧烈转型期，清廷倒台、北洋军阀割据、列强侵略交织，社会动荡不堪。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为推翻帝制、实现国家统一，多次诉诸暴力，甚至不惜通过物理消灭对手以巩固权力，体现了一种被批评为“流氓政治”的策略。列宁与苏维埃俄国的援助为孙中山的革命提供了组织模式、军事支持和意识形态启发，深刻影响了其行动及中国社会政治走向。陶成章刺杀事件（1912年）与广州商团事件（1924年）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案例，折射出革命派为达目标践踏法治的复杂抉择。
一、陶成章刺杀：革命阵营的血腥清洗
同盟会与光复会的裂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然而，革命派内部派系对立严重。同盟会（孙中山领导）主张全国性革命，光复会（陶成章领导）倾向地方起义。1910年，陶成章公开批评孙中山独断专行，导致光复会脱离同盟会，派系冲突剑拔弩张。
上海法租界的暗杀
1912年1月14日深夜，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陶成章因病住院，刺客王竹卿潜入病房将其枪杀。幕后主使是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蒋介石协助策划行动。史料（如《陈其美年谱》）无确凿证据证明孙中山直接下令，但作为同盟会领袖，他可能知情或默许，意在消灭威胁其权威的派系对手。这种通过物理消灭对手的手段，正是“流氓政治”的体现。
《临时约法》的悖论
《临时约法》（1912年3月颁布）确立共和制，保障公民生命安全（第6条）。陶案发生在约法颁布前，但民国已成立，孙中山承诺法治共和。暗杀陶成章违背法治精神，体现了革命派为达政治目标不惜物理消灭对手的“流氓政治”，与《临时约法》的共和理想相悖。
苏俄影响的萌芽
陶案发生在1912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成立）尚未直接介入。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通过留日学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间接影响了孙中山等革命派。陶案的果断暴力手段与列宁主张的集中化、消灭异己的革命策略有一定共鸣，为孙中山日后接受苏俄援助埋下思想伏笔。
刺杀的后果
陶案瓦解光复会，巩固孙中山在革命阵营的领导权，为其在广州建立军政府（1917年）扫清障碍。然而，物理消灭对手的“流氓政治”加剧了民初暴力的常态化，蒋介石的参与也预示其日后（如1927年清党）的类似策略。
二、广州商团事件：西关街头的武力镇压
军政府与商团的对峙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军政府，推行联俄联共政策，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筹备北伐。苏维埃俄国的援助至关重要：共产国际派遣鲍罗廷提供组织指导、武器和资金，列宁主义的集中化模式重塑国民党结构。广州西关，商贸繁华，陈廉伯领导的商团拥有1.3万武装，购置9000支枪械，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军政府的税收政策及共产主义倾向，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西关巷战的爆发
1924年8月，军政府扣押商团军械，引发西关总罢市，街闸紧闭。10月10日，商团联合叛将陈炯明起事，攻占西关部分街区。孙中山下令镇压，蒋介石率黄埔军校生及工团军（含中共成员如周恩来）反攻，苏联提供的军事教官与武器发挥关键作用。10月15-25日，巷战席卷西关，骑楼商铺多被毁，伤亡约数百至2000人（史料估算，非“近万”）。陈廉伯逃往香港，商团势力瓦解。镇压商团的暴力行动，延续了孙中山为达政治目标消灭对手的“流氓政治”逻辑。
《临时约法》的矛盾
孙中山1917年发起护法运动，誓言恢复《临时约法》，捍卫共和。商团事件中，镇压武装叛乱符合约法第29条（总统维护国家安全）。但巷战中的平民伤亡及西关商界损失，可能违反约法第6条（保障生命财产安全）。为消灭商团这一政治对手，孙中山诉诸暴力，体现“流氓政治”的特征，与护法运动的法治目标相悖。
列宁与苏俄的直接影响
列宁的革命理论与苏俄援助直接塑造了商团事件的进程。1923年《孙越宣言》确立苏俄支持，鲍罗廷协助国民党改组，仿效列宁主义集中化模式。黄埔军校由苏联教官培训，配备苏式武器，成为镇压主力。列宁主张的暴力革命与工农动员在工团军中体现，增强军政府战斗力。然而，苏俄推动的阶级斗争理念加剧商团（地主-商人）与工农的矛盾，为国共分裂埋下隐患。
镇压的余波
商团事件巩固军政府权威，削弱地主-商人势力，为北伐铺路。苏俄援助强化了革命暴力，但平民伤亡引发争议，商团后人称其为“西关屠城”，革命派视为“平定叛乱”。
三、从暗杀到镇压：革命暴力的轨迹
暴力的共通逻辑
陶案与商团事件均体现孙中山为革命目标不惜物理消灭对手的“流氓政治”。陶案通过暗杀清除派系异己，商团事件以军事镇压消灭地方势力。两者服务于推翻集权专制帝制、建立共和的目标，却践踏《临时约法》的法治精神。
苏俄影响的递进
陶案（1912）时，苏俄影响仅通过马克思主义间接传递，列宁的暴力革命理念启发孙中山的果断手段。商团事件（1924）时，苏俄直接介入，鲍罗廷的指导、黄埔军校的训练及工团军的动员体现了列宁主义的集中化与暴力原则。苏俄援助使孙中山的革命从分散起义转向系统化军事行动。
广州的革命熔炉
广州是孙中山革命的堡垒。陶案为1917年军政府成立扫清派系障碍，商团事件巩固联俄联共政策，西关从商贸重镇转为革命象征。苏俄支持的黄埔军校成为商团事件及北伐的军事支柱，列宁主义模式重塑广州的革命格局。
《临时约法》的悖论
革命派为捍卫《临时约法》的共和理想，却以暴力违背其原则。陶案的暗杀（违反第6条）发生在约法颁布前，商团事件的平民伤亡（可能违反第6条）发生在护法运动后。苏俄的暴力革命理念强化了这一倾向，凸显目标与手段的矛盾。
四、法律与道德的审视
民初法治的缺失
陶案发生在上海租界，外司法权导致无人追责。商团事件属合法平叛，但平民伤亡未受司法审查。《临时约法》设法治框架，却因军阀混战、司法缺失难以落实，革命派的“流氓政治”得以通行。
现代法律的评判
以现代标准，陶案构成谋杀罪，蒋介石负直接责任，孙中山、陈其美可能负教唆罪（需证据）。商团事件属合法平叛，平民伤亡可能涉过失罪（需证明故意）。两起事件均背离法治精神。
道德的争议
陶案的暗杀损害孙中山的革命正义，商团事件的平民伤亡削弱护法运动的道德权威。苏俄的暴力革命理念虽增强革命效率，却加剧道德争议。
五、历史回响与反思
革命的代价
陶案统一革命派，为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事业（1917-1925）奠基。商团事件巩固军政府，促成北伐成功（1926-1928），但加剧商界与工农的阶级矛盾，预示国共分裂（1927年）。苏俄援助推动北伐，但其阶级斗争理念为内战埋下伏笔。
“流氓政治”与暴力革命
陶案通过暗杀体现“流氓政治”，但民初暴力普遍（如北洋军阀暗杀），非开端。商团事件属暴力革命，延续清末起义传统（如1895年广州起义）。苏俄的列宁主义模式使商团事件的暴力更系统化，对北伐及内战影响深远。
苏俄影响的深远意义
列宁与苏维埃俄国的援助重塑孙中山的革命策略。陶案时，列宁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间接影响；商团事件中，苏俄的组织模式、军事支持及工农动员增强革命力量。孙中山借鉴列宁主义改组国民党，推动北伐统一，却因阶级矛盾导致国共分裂，影响中国至1949年。
乱世的权宜抉择
孙中山为推翻集权专制帝制，采用物理消灭对手的“流氓政治”，践踏《临时约法》的法治精神。苏俄的暴力革命理念为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持，但加剧了暴力倾向。需结合军阀混战、列强侵略的背景，客观看待其作用：革命推动历史进步，却留下道德与历史争议。
参考史料：
- 《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革命策略及联俄政策。
- 《广州近代史》《广东革命史》：商团事件及广州背景。
- 《陈其美年谱》：陶案细节。
- 广州大元帅府博物馆档案：军政府及商团事件史料。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俄援助及列宁主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