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不谈起我的外公，并不是把他忘了，我的心中还是留着很大一块位置，虽然他已经过世七年了。
又要从哪里说起呢，是小时候被外公追着满院子跑，又要给我扎针的事， 还是外公耐心劝我从医我不听的事？种种的回忆都似乎包含着我对外公的内疚与惭愧。雨下的十分紧的那个晚上我终究是没能同外公道别，他走了，既害怕又幸福，闭上双眼又十分安详，找不到一丝恐惧的影子了。
外公去世隔了有两天，我妈才打电话给我说来外公家一趟。我当时和别人乘一辆车，雨后的空气里弥漫着丝丝的冰凉，一车的人对着我开玩笑，“妮妮，若是你外公死了，你这么小，应当磕着头哭。”我瞪了他一眼，撅着嘴，把头扭了过去不再看他。
车子还没开进村，眼底下映满了车，很长很长的车队，四轮车、三轮车、自行车…有的，上面还放着板凳，七零八落的散了几张破报纸，报纸上零零散散的放着几条白绫。我心头上的血泡一下子被刺开了，急忙下车，往我外公家里跑去。
院子内外泥泞的路上，铺满了桌子，圆的，凳子，圆的上面还拧着铁丝。堂屋的中间蒙着一条黑色的写有奠字的麻布，黑布的下面是无数双人的脚，还有漫出的呛人的烧纸的白烟。我掀起那张黑布，我的外公确确实实就躺在那副又小又挤又冰冷的水晶棺材里。他的脸被张白布给遮住了，遮的严实的透不过气。嗡的一下我的大脑空白了，我没法让脸上有任何表情，来不及思考，来不及难过。一直在耳鸣。
我的外婆和母亲都披着白色的孝服，坐在棺材的前面，往火盆里一沓又一沓的投着纸钱。他们的眼睛又红又肿，仿佛一颗熟透的桃子。鼻头很红，还挂着眼泪和鼻涕，但我外公只是静静的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不一会儿，我妈让我出去，她要开始给我外公穿寿衣。走后外公也要风风光光，生前的白大褂用的医疗箱，一定得给他带上。虽然是个医生，但是外公很怕疼，我们因此不火化外公。外公被几个人抬着送进了黑漆的棺材了。盖子越滑，我母亲哭得越厉害。
路上泥滑，不好走，但仍有十几个青年自愿给外公抬棺。他们说：“不能让张大夫受委屈，生前，他没少帮助我们的父母医病。”外公是个中医，爱义诊的中医，医病不谈钱。家里因为这件事越过越拮据，外婆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因为她懂。村里人都说他是为我们一家人积善德的，下一辈的孩子会更幸福。
他们把外公抬到了长着玉米的地里，有人在那事先挖好了一个大洞。他们开始给我外公的棺材上钉钉子。钉子那么长，那么尖锐，会不会刺到他？钉子钉的太固太紧，里面没有新鲜的空气又断绝了与外界联系，怎么办？……可无论如何，外公已经变成一段虚拟的回忆了。这回忆里面却多半是自责：我们没能好好的照顾他，让他生了那么多年的病，带着病走了。
土刚封好，又撒起了小雨。冰凉的雨丝侵入了滚热的眼眶，泪水也瞬间决堤。外公静静的去了，有天在为他哭泣，有他最在乎的人为他哭泣。他穿着他的白色大褂，带着他医药箱，他定会在那里继续做一个优秀的医生。
后来我拿走了我外公的照片，把它压到了我箱子的最底下，从未打开过，有些事情最好放在心里，这样想来，其实外公一直都没有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