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恶？这是个千古争论，两千多年了还没有答案。姑且不论。

      今天看萧红的《呼兰河传》，一代才女，将呼兰河小城细细碎碎的生活场景和事件描写得如此生动、细腻。“东二道街上有一个大泥坑”，“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埋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总共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第一条是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居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吃瘟猪肉。

      又如描写小团圆媳妇这章，12岁的童养媳因为进婆家第一天被邻居左右认为“见人一点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坐到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婆婆就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毒打一个多月，等到打出毛病来了，婆婆这才慌了。8两银子定的媳妇，年年又是头绳钱、鞋面钱的，火车从辽阳接过来，一路的盘费，打坏了可不划算。婆婆听了邻居左右各种建议，用了各种迷信偏方，最后好好的花季少女被折腾得“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

       王大姑娘在和磨倌冯歪嘴子好之前，邻居左右一致认为“这姑娘将来是个兴家立业的好手!” “我没有这么大的儿子，有儿子我就娶她，这姑娘真响亮。”和冯歪嘴子好之后，大家对她评价立马改成了“男子要长个粗壮，女子要长个秀气。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扛大个的似的”“那姑娘不是好东西，你看她那双眼睛，多么大！我早说过，这姑娘好不了。”王大姑娘死后“东家西舍的也都说冯歪嘴子这回可非完不可了。那些好看热闹的人，都在准备着看冯歪嘴子的热闹。”

      三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入木三分的刻画了呼兰河市井小民愚昧、无知、麻木的人性之中的阴暗面。同样的年代，萧红的伯乐，鲁迅先生有投笔从戎的故事，鲁迅先生也善于描写人性中愚昧和麻木不仁的一面，而且一定是血淋淋、振聋发聩的声音。我想，我希望，这样的描写和塑造，更多的是出于时代的需要，而不是源于对人性的思考。

       前段时间北京地铁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满屏风雨。最后，看清事实真相的好事者总结出了这样一段话“网友总是清醒的、正义的、热情的，路人总是麻木不仁的、冷漠的、自私的、不作为的。这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是网友从来不出门，还是路人从来不上网？两拨人就像是来自两个世界。”这样的评论既尖锐又让人心酸。最后有人把这一切归咎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桎梏。不出所料，这个答案几乎让所有人满意了。是的，你混得不好，你可以归咎于你父母没有给你聪明的大脑，没有让你继承庞大的家族企业；你冷漠无情可以归咎于祖先没有传承下好的文化传统。

      没有花朵的地方，蜜蜂绝不会趋之若鹜；没有食物的地方，蚂蚁也不会成群结队。人类的悲哀在于貌似会思考，却没有敏锐的嗅觉。所以，可怜的人儿，学会了盲从，学会了人云亦云。人类就这样一代一代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唯有脱氧核糖核酸留下了。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悠久的历史，也都经历过封建礼教的洗礼。来看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书中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先生是个特立独行、无情、冷血、不负责任的疯子，为了画画丢下伦敦的妻子、孩子和事业，只身来到巴黎，尽管穷困潦倒、常常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还是简单粗暴的呐喊“我要画画”，无视任何除了画画以外的声音“所有人都觉得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贱人！”“随便他们怎么想！”“人们这么讨厌你，鄙视你，难道你真的无动于衷吗?”“无所谓。”“你难道不想出名吗？大多数画家都很看重名气这档子事。”“幼稚，你要是一丁点都不在乎某一个人对你的看法，又怎会在乎一群人的意见呢？”读到最后对这个冷血的疯子态度完全改变了，这是一个对追求理想和做自己无比执着，热情的人，这种执着和热情超过了生、死和一切欲望。“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在描写主人公妻子斯特里克兰太太时作者写道“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人的性格会这么复杂。我现在才明白：渺小和伟大，恶毒和善良，仇恨和爱意是可以在同一颗心里并行不悖的。”看这本书时，我满是感动，感动于作者把人性的复杂，一个人身上的“正”和“邪”刻画得淋漓尽致。人是具有复杂社会性的，单单用“善”或者“恶”来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一定是不够饱满的。

      佛家有语“不思善、不思恶”。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心理学上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利他”（善的表现形式）和“侵犯”（恶的表现形式）都是人类的本能，具有生物保护的意义。研究表明：人做出利他行为（善）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心情好、个体具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做错事内疚想补偿、懂得一些利他技能、利他对象长相顺眼、在场人数少等条件时更容易有“善”的行为。而人做出侵犯行为（恶）也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高水平的非特异性的情绪唤起（比如恶劣的心境）、道德发展水平低、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水平下降、大众传媒鲜有正能量的内容等条件时更容易有“恶”的行为。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人比较多时）人们更容易发生侵犯行为，而少有利他行为，比如球迷闹事、打砸抢行为、围观群众对不平事件冷漠无情等。这是因为人数比较多时，人们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意识，个体倾向于把责任分给在场的其他人，导致责任分散，使自己的责任减轻。如果情境中出现助人为乐的榜样，就会产生示范效应，增加人们的利他行为（善）。“善”和“恶”常常只在一念之间。个体多进行体能训练、培养道德情操、增加社会责任感，大众传媒多些积极正能量的宣传，我们的行为会更容易偏向于利他行为。

      我们常常戴着“善”和“恶”的有色眼镜去审视这个世界。一个自身没有安全感的人不会在危险中去保护一个陌生人，一个对社会不平见怪不怪的人，也绝不会路见不平一声吼。芸芸众生谁不是沧海一粟中的一粟呢？把谁绑架在道德高地上拷问，也难逃屈打成招的命运。

      “不思善、不思恶，于么时。”如果非要把人性分出个善恶来的话，还是追溯到远古祖先吧，不管是猴子还是神仙，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哎，哎，别拦我，让我继续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