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并未曾选择自身之诞生与家庭背景，一旦身为女子，便须遵循女性特有的教育标准。
在我童年时期，父母所率领的工人展现出卓越的工作效率，父亲负责厂中的工具室管理，所有工友借取工具与物资皆需得到报备与审批。其工作看似平凡无奇。其实不然，父亲原本为电焊工，这一职业对肺部及眼睛具有极大的损害，最终导致父亲患有支气管疾病。父亲青年时期曾因感冒疏于照顾，最终严重至哮喘病。因此，在不懈努力之下，他成功申请病退。虽历经层层审核，电焊工需引领徒弟后方可真正得以退休。于是乎，父亲既肩负教育新人的任务，又需兼顾仓库管理。他并未受过专业的仓储管理课程培训，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总结经验。
在1980年代，电焊工乃稀缺人才，父亲的徒弟们在日后均获得了良好的就业前景。仓库并非仅供借用扳手、螺钉之场所，记得那时厂内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切割机，依凭我孩提时代在仓库玩耍的有限记忆，所有宝贝上均标注有英文字母，皆为市属糖厂车间的生产材料。每台机器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珍贵资源，其中甚至包括许多国外进口之设备。父亲频繁盘点各类不锈钢产品，仓库中亦塞满了各式金属边角余料。常可见父亲耐心教导徒弟以手工制作，将不锈钢边角余料转化为菜刀、衣架、锅铲等家用工具，尽管重量较重，但耐用无比。
父亲的咳嗽声自从我懂事以来从未间断。这经年累月的咳嗽，始终伴随着他度过漫长人生。如今，父亲又伴随着糖尿病、痛风及风湿等数种慢性疾病。若家中不能时时刻刻备足所需资金，一旦发病入院治疗，仅靠母亲的微薄收入恐怕难以维持。小时候，我时常目睹父亲频繁往返医院，住院部的医师对他的病情亦极为熟悉。我的二舅舅在退役之后即投身医院工作，作为从军医生的他，成为了父亲的主治大夫，因此母亲对舅舅的依赖程度极高。无论何时，父亲身体不适，一定会首先寻求二舅舅的援助。二舅舅自军中转业后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学习、考试、应酬，一样不落。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医生、教师、银行职员皆为广受尊敬的职业，而母亲则在下岗后在幼儿园从事保育员的工作，至少算是找到了颇为体面的归宿。
于是乎，父亲从一名电焊工逐渐转型为管理者，母亲则从制衣组长变为幼儿园保育员，二舅舅由军营退役为县城中心医院的外科医师，至于我的姨母，小姨都是银行职员，从小就与金融业结下不解之缘。我的大舅作为一名优秀的党员兼任训导员及电工，转业后在县城最大的招待宾馆担任电工部师傅，算是一名技艺精湛的工人。
母亲在幼儿园做保育员期间，身边的同事们大多都是旧识，都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职场精英，有些人并没有念过师范或教育专业，而是在社会改革的洪流中，通过自学，投身于这份工作。在市头糖厂，制糖业急需大量人力，为了员工的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当地政府筹集资金，独立建设了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以及一所中学。此外，这里还有医院、菜市场、水厂、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工业酒精制造厂、船厂、招待所、商店、体育场等各类生活设施。如今这里已然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社区，曾经辉煌的糖厂也哺育了数以万计的人口。
在母亲担任幼儿园保育员的那段时光，诸多教师对我关爱备至。无论是节目演出、学习活动抑或少儿培训，他们总会亲自通知带上我，使我在各项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举例来说，每逢举办舞蹈班表演，总能见我位于队伍的核心位置；在音乐班，幼儿园院长之夫作为我的授业恩师，他总会带我出席各类表演，塑造我勇敢自信、无所畏惧舞台的气质。那时，学弹琴、舞蹈似乎是女子的专属领域，然而我内心深处却有一颗勇往直前的男儿心。父亲从未强迫我研读圣贤书，而母亲在制衣厂工作时常常加班加点，自然无暇顾及我的学业。因此，我在他人眼中是一位自由自在的儿童，时常与社区的伙伴们在公园里捕捉蝌蚪，捕获昆虫，亦会习得些许传统手工艺，梦想自己成为江湖英杰，在大皇岗公园的水池旁挥舞绣花拳，维护一方安宁。那时的我，纵然耗费半小时练习钢琴，亦会尽全力完成作业，继而投身于我的“江湖历险记”。往往在荧屏上见到的那些英豪为我心中的偶像，跟随英豪修习武艺，幻想着自己就是那个威震武林的英雄，拯救被困之姑娘。
父母对我的放任政策，在教师眼里，毫不符合姑娘应有的恬静乖巧形象，四处奔跑，学习时容易分心且极为浮躁，成绩起伏不定，每次家长会，教师均会对父母同样的劝告：“此孩子天资卓越，倘若能安静地努力学习，去除浮躁，必将荣登前茅。”听闻教师如此之言，父母便为我报名了弹奏班。于是，弹奏便成了我的桎梏，每每想跑出家门与小伙伴游玩公园之际，总是被家人抓回练习钢琴。当时尽管按照父母的收入和能力，购买一台电子琴确属大手笔投资。电视机、乐器，皆为90年代家庭的奢侈品。一台电子琴价值几千元，想到父母因下岗转业导致收入微薄之际，如何能拿出这么昂贵的玩具给我？
那时，目之所及，家园内并无任何“借琴”之事可言。幼儿园院长的丈夫手握一台手风琴，这是唯一在课堂上才能弹奏的乐器，且是整所幼儿园唯一一台。试问，父母又如何能在工作繁忙之余，设法筹集数千元去购置一台电子琴呢？更别提一台价格昂贵在万元以上的钢琴了。回首往昔，父母竟仿佛成了“生钱”的机器。教师竭尽所能劝说家庭对我实施“管束”，同时极力促使家境贫寒之人购置贵重物品，究竟是不是唯有放弃学琴，才能使一个孩子坐得住，吃得苦，学得进呢？成年之后再去反思这些问题，似乎那时的教师深陷于“金钱至上”的困境。
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得许多工商业从业者瞬间暴富，还使得一部分拥有技术专长的职工沦为收入微薄的工人。曾经体面的工作却无法换来高薪资，而工商业从业者却被视为创造社会价值的精英，在社会改革的浪潮中赢得人生“第一桶金”。据我所知，那些技术工作者应“仇富”。他们生活在父母那个年代，那是一个要么读不了书，要么为下乡而忧心忡忡的时代。他们并非不愿读书，而是无奈错过了读书的机会。当机会来临时，社会改革的大潮已经偏向了他们的下一代“70年代生”的人，因此才遭遇如此困境。
然而，那些围在我母亲身边的“教师们”，都是出生在70年代的人。至少我未曾看到母亲与教师们有着亲近的关系。我们的幼儿园、小学还会聘请教师，而美术教师常常来自外部资源，在母亲的记忆中，这些教师都是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当时，这位教师还相当年轻，刚刚步入婚姻殿堂，每节课总是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照着课本画出一模一样的粉笔画。当时，我对她深感敬畏，以为她就是书本的复印机，能够瞬间将书本上的图画，在黑板上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每个周末都期盼着上美术课的日子，她觉得我上课积极，又对她的教学赞不绝口，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将美术组长的职务交给了我。
于是，我一次次沉浸在琴弦间，又积极参与班级黑板报的绘画与书写工作，对“抄日记”也饶有兴趣。渐渐地，年少的我跃然成为了班上的语文、美术、体育与音乐科科代表。班里人数不足30，好动的我，动静相宜，在年级里也显得十分突出。总是为学校里小小的成就而感到骄傲，那时并未深思父母的金钱来源何处。
70年代出生的老师们，以及外聘的教师们，如同一群新奇的面孔，与那些下岗转业的教师们显得格格不入。他们没有经历过“榨季”，对“职工教师”享有的特权茫然无知。特别是在“分房子”这个问题上，大家对糖厂职工的优越性都有诸多不满。当时的幼儿园院长是我小姨子的同学，我对此并不明了外界教师与糖厂职工教师之间的矛盾为何产生。到底，大家为争抢“分房配额”究竟发生过哪些冲突呢？仅仅记得当时我们总在搬迁，总在市头糖厂社区之间穿梭，一会儿住在“苏联式房子”，一会儿又搬到“综合宿舍”，一会儿从综合宿舍的5楼搬到了3楼，最终，终于等来了“最后一批房子建成”。我的父母依据工龄，按部就班地购买了一套70平米的住房。
这便是我们全家人的唯一财产，那时父亲的病情刚刚好转。对于学琴之事，因为这是花费了数千元购买的乐器，我无法让金钱如此白白浪费，因此我执着地考级，坚定地学习琴艺。自从懂得五线谱后，便开始自学弹奏超出老师教范围的乐曲。如果当初能够坚持不懈地学习的话，或许如今已是一名作曲家。在初中阶段，我已经学会哼唱曲谱，能轻松演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流行曲，《土耳其进行曲》和《多瑙河之歌》这类乐曲，对年仅11岁的我来说，更是信手捏来。
提及我们家中生活于“贫困线边缘”的状况，实则持久未感受到经济富裕，父母均月复一月地节衣缩食，我们的餐桌上永远是一菜一肉，仅有的菜汤一饮而尽，母亲随后便吃完了一碗饭。父亲的医药开支以及我学习所需的费用，往往导致每月的收支状况濒临赤字。再加上购置房产的问题，母亲在制衣工厂熬夜拼搏挣得的微薄工资，几乎都是左手收入、右手支出。因此，当我成年步入社会之后，从未曾设想过购房买车育儿的事情。对于我而言，人们为了金钱而付出的劳动价值，实则换来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安稳。然而到了我这一代，赚钱愈发艰难，唯独希望父母能安享晚年，不再为子女操心烦忧，也无需为“金钱”再陷入劳碌奔波、节约再节约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