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五环中学赵启
当曹老师、盛老师、王老师引领的21天共读《乡土中国》接近尾声，群里一位书友的回忆性文字激发了我回望生养我的那片乡土，心头涌起的并非诗意的田园牧歌，而是一股混合着焦油味、汗水味，甚至带着泪水的复杂情绪。
我是70年代出生在陕西三原人。对于书中提到的“生于斯，长于斯”，我的中学时代记忆是具体又粗糙的，被紧紧地捆绑在一种叫做“烤烟”的农作物上。那是我整个中学生时代的梦魇，也是我们家庭赖以生存的所有经济来源。
费老说，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讲究秩序与传承。在我的家里，这种秩序具象化为母亲不可违抗的、沉默式的指令。每当暑假来临，城里的孩子或许在计划着游玩，而我深知，一场漫长、艰辛的“战役”即将开始。那不仅仅是劳作，那是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的经济来源”。我那时不懂什么“乡土本色”，只真切地感受到，贫瘠的黄土地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紧紧吸附着我们全家人的汗水与精力。
夏日骄阳似火。烟叶长成了，一人多高，叶片肥厚，上面布满了黏稠的腺毛。摘烟叶是一项苦差事，那种黏液——我们叫它“油气”，是洗不掉的印记。每一次采摘，双手都要在叶片间穿梭，不出半天，满手满身都是黑乎乎、黏腻腻的油。那种油，渗透进皮肤的纹路里，指甲缝里黑得像炭，用肥皂搓、用洗衣粉甚至汽油擦，那股味道依然顽固地附着在指尖，仿佛那是土地给我烙下的“囚印”。
紧接着是“夹烟叶”。这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两根长长的竹杆，系上棉线绳，把烟叶两片一组背靠背编织上去。烟叶的油再次沾满全身，那是种让人窒息的粘腻。还要忍烈日下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闷热。
还有烘烤，是整个夏天最焦灼的等待。烤烟楼像个巨大的蒸笼，日夜不停地吞吐着热气与浓烟。父亲要时刻盯着火候，那关系到成本与收入。我们负责打下手，在热浪袭人的出烟口，将烤好的烟叶出下来晾凉。然后进行“分级”。焦黄、橘黄、青黄……不同的颜色对应着不同的价钱。空气里弥漫着辛辣的、油腻的烟气，吸进肺里，让人头晕目眩。我常常一边机械地分拣，一边望着烤房外被热浪扭曲的景象，心里翻腾着无尽的委屈与不甘。我偷偷看书，总会被母亲制止。我哭过，闹过，但回应我的，是母亲沉默而疲惫的身影。家里的活计安排地满满，夜以继日地、一周一次地程序循环。她何尝不苦？所有的开支就指望这烟叶里一点点“烤”出来。在她眼里，那些书本换不来我的学费，更换不来两个儿媳妇的聘礼。
“家里的经济来源全指着这呢！”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自尊。
这种沉重的家庭责任感，被过早地压在了一个少年的肩头。那种被剥夺的精神饥饿感，比肉体的劳累更让人绝望。我常常一边机械地编织着烟叶，一边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要离开这里，我再也不想碰这该死的烟叶了！
在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里，家庭就是一个最核心的、负有沉重责任的“圈子”。我的学业，在家族延续与生存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或许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在私人关系网络中，道德与责任首先是“系维着私人的”。
后来，我真的离开了。像无数农村的年轻人一样，“飞走了”。我在城市求学、工作，拥有了当年梦寐以求的书桌与时间。我读到了《乡土中国》，书中那些“礼治秩序”、“差序格局”、“男女有别”的冷静分析，突然让我童年的许多模糊感受变得清晰可辨。我开始以一种抽离的、学术的眼光，回望那片我曾拼命逃离的土地。试图一次次逃离……
那个在风雨中哭着闹着却依然弯腰夹烟叶的少年，其实早已读懂了中国农民最隐秘的悲辛。那片土地虽然贫瘠且沉重，但它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供养了我的生命，成就了我的未来。
如今想来，那所谓的“土气”，并非愚昧，而是一种近乎悲壮的生存本能。母亲对我的严苛，并非不爱，而是她在那片土地上，只懂得这种用命换命的生存逻辑。
我逃离了那片乡土，逃离了那满手的烟油，但我无法逃离血脉里流淌的那种坚韧。那是三原的黄土地赋予我的。
乡土啊，我该对你说些什么呢？说爱？说不爱？乡土气息早已塑造了我的坚韧，乡土的重量让我懂得了生活的本质。这是一份沉重而矛盾的情感，就像那洗不净的烟油，深深嵌进了生命的纹理里。逃离，是为了追寻自我；而回望，才发现你早已是我自我的一部分。
我们这代人，从乡土中出走，在城乡之间徘徊，或许终其一生，都要学习如何与这份“不容易”的爱和解。这不仅是我的个人故事，也是无数在传统与现代、责任与自我间跋涉的乡土子女们的共同心路。今天的乡村，正在经历“从血缘到地缘、从欲望到需要的转变”，而我的情感，也正是这宏大变迁中，一粒微不足道却无比真实的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