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便讲道。远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先人就开始大讲其道。《周易》是中国最为古老的一部经典。人们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周易》又称《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与其称《易经》，毋宁说是“道经”。因为《周易》讲的是世界万物、万事、万有之理。是理、象、数之道，是五行生克之道；是天地阴阳之道等等。以致于有许多深奥之道，至今也无人能解，能懂。再说另一部古老的经典《尚书》，讲诗歌之道：“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讲“九德”之道：“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礼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不过，《周易》《尚书》都是“指事以讲道”。历史上明确而直言讲道的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5000言。一开始便说：“道可道，非常道”，那意思即是说万事万物有道可说道，但不是一般的，平常的说道。

“道”这个字像中国其它汉字一样有一字多意，用法多样的特点。《说文解字》中说：“道，所行道也”这里的“道”是道路的意思。比如“大道”，“小道”，“通道”。也有言说之意，比如：“说道”、“说长道短”、“一语道破”等。有时也用来表达情意；比如：“道贺”、“道喜”、“道歉”等。还有用来表示“量”，比如“一道线”、“二道题”、“三道关”等。这些都是平常的可道之意。而老子所说的“道”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非常之道了。所以，从学理上讲，老子的非常道是高层次的哲学思想上的概念。具有抽象性，无限性和指向性。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起源，演变和存在的根源。通过理性的思维，使“道”的认识进而深化，去考察事物本身、本质所蕴含的哲理。人称《老子》“综罗百代，广博精微”。老子之“道”奠定了中国“道”的基础，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一种学问，一种思维、生活的范式，甚至形成了一种信仰，即”“道教”。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比如，在承续和发展了的老庄学说充溢了诗意的情趣，就孕育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一枝奇葩——山水田园诗。其崇奉“自然之道”返本归初成就了一类后世文人学士的“归隐生活”和出世人格。《老子》的“道”之说，不仅使老子成为中国古代，中华民族的先知，也成为世界的先知。

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老庄之道，还有“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在历史上相对立于“老庄”之道，如同人们所说的“老庄之道”讲“出世”，孔孟之道讲的是“入世”。也就是思想认识上的差异，认识方式的不同罢了。在代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上是殊途同归。

在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就屡屡讲道，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是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礼经》）。在《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君子尊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等等。至于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更是千古流传。如果说老子所说道，教人们深刻认识自然界的万物之道，那么孔孟之道讲的更多的是人类社会的道之法则，指向社会层次人伦，人情、道德情操方面的行为规则、规范。

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在东方大地上诸侯称霸、七国争雄、战事纷呈，却也引发了诸子峰起。出现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杂、小说等，史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空前活跃的思维、思辩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之道大兴之时。诸子百家之说，即是百家之道。从此，我们中华民族百道纷呈，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思想的宝库。

我们不仅有《易经》的理象数之道，五行生克之道，天地阴阳之道，还有孔孟学家的“君子之道”、“仁义之道”、“诚信之道”、“大学之道”、“中庸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道家的“自然之道”、“道法自然之道”、“有为与无为之道”、“养生之道”。另外还有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之道、阴阳家的“五行”之道、纵横家的“合纵连横”之道；医家的“辩证施治”和“养生保健”之道；兵法家的“文韬武略”之道；禅宗的“顿悟之道”、文学家的“原道”，“文以载道”乃至“饮食之道”、“酒之道”、“茶之道”等等。汇集我古代先哲圣贤所标之道，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真是“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广大番备”。汇集我们中华民族先哲，圣贤的所标之道，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道，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事事有道，道便是正道。道是万事之清，万事之理，万有之规。乃是“天之道，利而不害，万世不灭的道”。我们中华民族千年的文明史，文化史就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的历史，中华民族就是遵道守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