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多年里，教会在欧洲把持着对万物起源的解释权，“神创论”的地位稳如磐石。不仅神学家笃信“神创论”，就连很多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牛顿、化学家波义耳、昆虫学家法布尔，都是“神创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们虽然在科学领域各有成就，但会把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帝的安排，比如，牛顿就认为是上帝提供了“第一推动力”，启动了宇宙的最初程序。
从头至尾，华莱士没有跟达尔文抢过风头，而是大度地向达尔文表示：“我将永远坚持进化论是您个人的成就。”还说：“达尔文的理论就像是漫长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为所有渴望了解自然规律的人指明了方向。”为了表明心迹，他甚至专门出版了一本进化论专著，就命名为《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这个词被沿用至今，早已经成为进化论的代名词。
《物种起源》全盘否定了“神创论”，认为物种是在自然选择中不断进化而来，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连续的。在化石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达尔文天才般地推断出：所有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现在的世界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生物，只不过是长期物种分化的结果。
达尔文于1882年逝世，他在生前便获得巨大声望，遗体被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与牛顿的墓毗邻，但外界对进化论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停止。相反，随着遗传学、细胞学、基因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不断有新的议题和生物学证据加入进来，但这些争论并没有动摇进化论的地位，而是让进化论不断丰富和完善。也就是说，进化论也在“进化”。
与物种大爆发相对的是物种大灭绝，达尔文认为物种只会慢慢灭绝，这是长期生存竞争的必然结果，但后来的化石证据表明，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五次物种大灭绝，受到最多关注的是二叠纪和白垩纪大灭绝。在二叠纪末期，地球上90%以上的物种都消失了，在白垩纪，物种的灭绝率达到85%，其中就包括恐龙。关于几次物种灭绝的原因，生物学界至今仍在争论之中。这些争论，让进化论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信，生存斗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因而，那些弱肉强食的杀戮和掠夺，是人类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这种思想为殖民主义者的暴行提供了借口，他们可以举着让全人类共同进步的旗帜，肆无忌惮地在殖民地展开掠夺。此外，社会达尔文主义还为种族歧视者提供了理由，白种人自认为是在生物竞争中获胜的优等种族，因此，可以心安理得地奴役黑人。
可以说，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滥用，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这是它的创立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如今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变得臭名昭著，人类对殖民掠夺、优生学、大屠杀和种族歧视，已经有过深刻的反省。
进化论适用于观察和理解自然，但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人类社会，这是因为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生物性，超越趋利避害的求生本能。人类社会不同于荒野丛林，人具有道德伦理，具有爱的能力和精神层面的追求，这是任何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
进化论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不断被时间和实践检验，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和生物学证据表明，进化论不只是一种假说，而是一门跨越时空的伟大科学。一代代科学家前赴后继地为它注入新内容，从“经典进化论”发展到“现代综合进化论”。今天，已经有科学家在用进化论解释宇宙的起源问题，那被认为是广义的进化论。
我们会发现，“进化”已经成为人们在解释世界时最常用的理论之一，进化论的影响早已超越科学的边界，它重新塑造着人类的生命观、世界观，乃至宇宙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