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淮海战役迎来尾声。解放军猛冲猛打忙着抓俘虏，而敌人则慌乱地四散溃逃。

安徽萧县张老庄，当时是华野4纵11师后方医院的所在地。10日上午的时候，突然有一队官兵闯到村口，拦住一位老乡打听：

“这庄上有解放军吗？”

当时淮海战场上，解放军华野、中野数十万大军集结在一起，衣服样式五花八门，老百姓也不大分得清。不过见来人慌张神色，提问也躲躲闪闪，老乡一下就明白了，这八成就是敌人的逃兵，便随即应付到：

“这周围几十里路内的每个庄上都有解放军。”

来人一听就紧张起来，拿出一枚金戒指，央求老乡：“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在这里，特别是解放军。”

老乡接过戒指连连点头，但转身就跑去了4纵的后方医院，向哨兵报告：

“村外来了11个蒋军，你们赶快去抓。他们害怕解放军，叫我不要说，还送我一个金戒指，我现在交公。”

当时后方医院就两个年轻的哨兵战士，听到老乡汇报，两人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悄悄绕到敌人前进道路的前方埋伏起来。等那伙蒋军一到，两位小战士一前一后从路边突然跃出，挎着卡宾枪对着为首军官喝到：“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包围。”

这伙逃兵本来就人困马乏，士气低落。一见到解放军心理防线瞬间崩溃，吓得赶紧把武器一扔，连声喊投降。

两位小哨兵俘虏数倍于己的敌人，立下奇功一件，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只是几经审问，这伙俘虏里也没有审出什么大官。但其中有一个人行为举止非常怪异，他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口袋里装着的东西却没有一件寻常的：进口的香烟、巧克力、牛肉干、派克金笔。

而且此人情绪波动很大，趁着看守不注意，拿起一块石头猛砸自己的头部，顿时血流满面。这样的场面，让所有人始料未及，医护人员赶忙上前抢救。也正是在这个当口，俘虏中有人惊慌之余竟然脱口喊出：“不好了，杜长官要自尽！”

杜长官？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杜聿明整个人就垮了。他本就是带病上阵，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都是长年痼疾，再加上一个脊椎炎，整个人都虚弱地不成样子，平时连最基本的站立都很困难。更何况现在又做了俘虏，这对于一个军人来说，精神上是最绝望的。

杜聿明是一个骄傲的人，20岁时随军东征陈炯明，率领敢死队率先攻下淡水城，可谓少年得志，一战成名。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又从长城脚下一直打到滇缅战场，曾指挥王牌第5军血战昆仑关，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击毙日军第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

中村正雄临死之前在日记中写到：“我曾经率领21旅团在日俄战争中击败过俄国人，那是因为我们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们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军队更强的军队。”

杜聿明外表书生气很浓，但作战风格强悍，不怕死，敢拼命。远征军时期，他的这种气质更是极大地影响了麾下的将士，因此总能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胜利。同古会战，新22师正是在杜聿明的指挥下与日军血战半月，大战12场，最终取得以少胜多的空前胜利，连英军盟友都直呼不可思议。

可到了解放战争怎么都变了。先败东北，再败淮海成为阶下囚，这是杜聿明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什么名将，什么英雄，转瞬之间就成了过眼云烟。直到在功德林里，杜聿明仍然不甘心，他一直都在纠结一个问题：曾经风光无限的自己，为何这一次会一败涂地？

一遍又一遍的战场复盘，和功德林里的同僚们反复讨论，杜聿明最后给自己的失败找到了两点原因：

第一：上级无能

杜聿明当年空降淮海，名义上为副司令，全权指挥全军，但实际上扮演的还是“救火队长”的角色，负责给人收拾烂摊子。而留下这烂摊子的人，一个是刘峙，另一个就是老蒋。

刘峙绰号“福将”，实则庸才一个，老蒋选择让他坐镇淮海，只图他忠心耿耿而且能听话。只不过这位三军主帅一到淮海，就把数十万大军一字排开，摆在徐州到蚌埠200多公里的铁路两侧。这样布阵的后果就是几个主力兵团表面上看似连在一起，实际上各自为战。加之指挥混乱，只要一处被打，其余友军根本不敢救援，只有仓皇逃命。

而且为了转移自己在连云港私设盐店积累的财产，刘峙还耍了个小手段，命令本已撤退的黄百韬第7兵团在新安镇等待44军前来汇合。正是这白白耗掉的两天，直接导致黄百韬兵团被急速南下的华野追上，最终全军覆没。

刘峙的糊涂指挥让老蒋懊悔不已。他本想让白崇禧接替刘峙，不曾想白崇禧在看到徐蚌的兵力部署后撂下一句话：

“不去，此等兵力部署神仙难救。”

比起白崇禧，杜聿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东北赶到淮海他才发现大局已定，唯一的办法只有弃军保帅，80万大军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

关键时刻，又是那位蒋校长习惯性地战场微操，谁都舍不得。先是勒令杜聿明救援黄百韬兵团，再是下令替黄维兵团解围，结果最后两个兵团非但一个没救到，还把本来有机会脱险的杜聿明搭进去了。

一个留下烂摊子的刘峙，一个不擅长军事却偏要遥控指挥的蒋校长，作为一名主帅，杜聿明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对错误的命令依然执行不误，终于被自己的愚忠推进了火坑。哪怕最后心里还在敬畏那位曾经的校长，杜聿明也不得承认：

“不知三军之权而统三军之任，每到重要关节总是直接干预指挥，怎能不败？”

第二：内部出卖

被俘虏后，杜聿明曾向看管自己的华野4纵机要参谋苏荣询问：“为什么不管我如何排兵布阵，粟裕总能抢先一步，在关键的时间、地点及时出现，让我所有的计划全部失败？”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杜聿明很多年。想到最后，杜聿明只能把原因归咎于一点：不是粟裕用兵如神，而是内部有人出卖了自己。

当年淮海战役，蒋军三个主力兵团包括杜聿明、黄维、黄百韬。其中黄百韬兵团被围，除了刘峙的糊涂指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战役打响后的第三天，何基沣、张克侠在贾汪起义，让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华野3个纵队迅速通过起义部队防区，直插陇海路，攻占曹八集，彻底切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

而另一边的黄维更具代表性，他被包围时手中兵精粮足，完全有能力突围。但偏偏就在最关键的时候，又是廖运周率领110师5000多人战场起义，直接导致黄维的突围计划破产。

淮海战役，明面上是双方百万大军的捉对厮杀，实际暗地里也风云涌动，精彩的谍战戏码往往成为战局的关键突破口。杜聿明是深知解放军谍战厉害的，因此在联想到黄百韬和黄维结局后，他自然也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内部给出卖了。

而且，杜聿明还有一个严重怀疑的对象—郭汝瑰。他曾在回忆录中写过这一段话：

“顾祝同他们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杜聿明最先怀疑郭汝瑰，是因为经他之手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明显漏洞百出。要是顾祝同、何应钦制定出这种战略，杜聿明可能也就认了，因为这些所谓的高层一向“不太高明”，但换成郭汝瑰，杜聿明可就不认。

杜聿明在出征前向老蒋告了一状：

“在我军中，我就够清廉了，但是郭汝瑰居然比我还清廉，他一不要财，二不要色，家里只有简单的几样家具，并无豪华的装饰，沙发打满了补丁，吃饭居然没有肉，简朴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所以我推测他一定是地下党！”

老蒋听后勃然大怒：“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官员贪财好色？郭汝瑰省吃俭用，保持廉洁的作风，他应该被表扬而不是被质疑。”

老蒋信任郭汝瑰，除了他一向表现良好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背景纯正。郭汝瑰是川军名将郭汝栋堂弟，黄埔五期毕业，抗战期间屡立战功，因为出色的参谋能力获得陈诚的赏识，被纳为心腹，解放战争期间更是一年三迁升为作战厅长。

一个出身将门的黄埔生，天天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参与重要战略谋划的心腹，却因为一个破沙发被杜聿明怀疑成卧底，也难怪蒋介石不给爱将面子，狠狠批了杜聿明一顿。

但即便如此，杜聿明还是没有打消顾虑，甚至一辈子都带着疑心。

事实上杜聿明的猜测是对的。郭汝瑰不但是我军安插在敌人内部最大的卧底，也确实及时传递出了杜聿明关于淮海战役的相关情报。但有一点杜聿明却不会知道，郭汝瑰传递出来的这个绝密情报，粟裕却没有相信。

淮海战役中期，黄百韬第7兵团全军覆没，企图东撤的黄维第12兵团又被中原野战军包围在双堆集，整个淮海战局进入了最紧张也最复杂微妙的阶段。

当时身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眼睛死死地盯着困守徐州的杜聿明30万主力兵团，他相信以当前战场的局势，杜聿明绝不会坐以待毙，很有可能会选择放弃已成孤城的徐州。而杜聿明最有可能的撤退路线就是沿津浦路西侧南下，这样既能与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做呼应之势，也可以顺势向西解黄维之围。

但正当粟裕准备将华野主力调往津浦路沿线守株待兔，阻截杜聿明集团的时候，西柏坡却送来了一封绝密的情报，内容让粟裕大吃一惊。情报证实了杜聿明兵团要从徐州突围的计划，但路线却不是津浦路，而是向东南方，走淮阴、淮安一线，直接向南京方向撤退。

两淮地区水网纵横，大兵团根本无法快速行军，机械化部队在河叉烂泥里更是寸步难行。粟裕说服不了自己，杜聿明不是刘峙那样的军事庸才，他打过太多逆风仗，经验充分，且素来以谋略著称，绝不会给自己选择这样一条下策。

一边是被定义为“准确无误”的绝密情报，一边是军事家的战略自觉和对自己对手习惯的判断，粟裕从未如此犹豫过。此时华野的兵力已经运用到极限，不可能封堵杜聿明的两条撤退路线，只能集中优势兵力部署一路。对于粟裕来说，如果判断错误放走了杜聿明，不只是贻误军机，更会影响到整个南线决战，决定淮海战役的最终胜负。

无数次心理博弈后，粟裕最终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放出两淮，将华野主力部署在津浦路西侧。而事实证明，粟裕的判断完全正确，杜聿明放弃徐州后，全军往西撤退。粟裕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果断命令华野各纵队全力追击堵截杜聿明兵团，最终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成功对其实现合围。

粟裕的自信和果断，为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下大功。如果换成其他主帅，谁又能保证自己会有如此的勇气，放着到手的情报不去相信。

直至多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当时郭汝瑰送出的情报，确实是作战厅制定好的最后方略，作战命令也正式下达给了杜聿明。但当时杜聿明根本信不过郭汝瑰，更不愿意执行他的方略，便再三要求老蒋尊重自己沿津浦路西侧南下的决定，而且为防泄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表面上仍是执行走两淮的命令。

不得不说，杜聿明的这招障眼法是十足的高明，只是可惜他的对手是粟裕。

1981年5月杜聿明病重，弥留之际，他最后的心愿就是一定要见到郭汝瑰。

看着曾经亦敌亦友的郭汝瑰，杜聿明问出了那个困扰自己半辈子的疑问：“我的时日无多，今日只想知道一件事，当年你是不是卧底？”

而郭汝瑰只是微笑地握住他的手，说了一句：“不必执着于此，当年我们仅仅是立场不同罢了。”

直到最后，两个人的心境也是完全不同的。杜聿明是功德林第一批特赦的人员，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新社会的生活，但心里仍挂念这旧日的恩怨。而郭汝瑰其实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身份的特殊性，他的潜伏经历一直没有向外透露，待遇只是按起义人员对待。

功绩不为人知，荣誉不能加身，这可能是大多数潜伏英雄都经历过的。但是正如郭汝瑰回答杜聿明的那样，除了信仰之外，其他的何必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