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沉淀期。
夏商时期，湖南境内的原住居民多次受到北方夏、商王朝的征伐。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传播。
商代，湖南已有非常精美的青铜器，如宁乡出土的国家特级文物四羊方尊，以及大型铜烧、人面纹方鼎等，其器形、纹饰与殷墟出土的器物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南方的特色，反映出当时的湖湘地区已有较高水平的青铜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将湖南部分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160多年。楚国实行郡县制，在湖南设黔中郡，派遣文武官员治理，使湖南从此结束了土著民族自立的状态，出现新的制度文化。此前，楚国已吸收了大量中原文化，楚人、巴人等大量入湘，为湖南带来文字和中原地区的礼仪习尚、文献典籍等先进文化。
文字开始用于帛书，诗歌、散文都已讲究音韵，音乐则普遍用于婚丧嫁娶、节日喜庆、祭祀天地、行军打仗等活动中，并有专业的乐师。漆画、帛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创作水平也已相当成熟。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楚文化、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结合，湖南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湖湘文化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也成为即将统一中华文化创造了一定的地域条件。
战国后期的屈原对湖南的思想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屈原是出国长官内政。外交事务的大官左徒，因坚持改革，力主抗秦，遭到权臣谗害，两次被楚王流放湖南10余年。
他心情忧愤，形容枯槁披发行吟于河泽之畔。在沅水、湘江一带考察民情风俗，记录并加工民间神话传说、山歌、祭祀唱词，总结楚国的悲剧历史，结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遭遇，写了大量鸿篇巨制。
当得知了楚国都城郢被秦军攻破时，他悲愤万分，写下了《怀沙》，于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
2000多年来，每逢端午佳节，人们都会以龙舟竞赛、吃粽子、设祠祭祀等形式来纪念他。这些纪念活动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湖南得以广泛传承。
从秦汉开始，中国成为疆域辽阔、统一很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文化逐步形成。
秦末和两汉之际，中原战祸与天灾频发，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湖南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居之地，湖湘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制度文化方面，秦的郡县制、统一的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汉代的官吏选拔、教育制度等都得到实施，从此奠定了湖南近2000年封建制度文化的基本框架。在思想文化方面，这一阶段其主流经历了黄老思想儒家思想的转变。
汉初，统治者吸收秦朝二世的教训，推行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道家说得到新的发展。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和道家思想的四种古佚书，反映了长沙国对黄老之学的重视。马王堆出土的医学、天文学著作。以及地图、乐器、漆器等，都反映出湖南这时的文化、科技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
西汉初期的贾谊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恰好在屈原投江后100年的公元前177年，西汉政治家、主掌论议的太中大夫、23岁才子贾谊在朝廷遭到排挤，被贬为长沙太傅。
过湘江时，他触景生情，写下《吊屈原赋》，写罢再拜。贾谊在长沙生活了4年多，回到京城长安后，33岁因忧郁而死。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写有大量政治文章，全面分析了西汉王朝面临的种种矛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性建议
。后世很多人称他与董仲舒是西汉两个大儒，“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贾谊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贾谊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但其哲学思想更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的《过秦论》《治安策》等都是有名的政治论文，《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都是使辞赋在屈原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他的文学才华、政治主张、遭贬之际，尤其是忧国忧民，在湖南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为后世湖湘人士所敬仰。
魏晋以后，佛教和道教在湖南流行，并居全国重要地位，成为湖南文化的重要内容。南北朝时期，南岳成为湖南佛教中心，隋唐时更成为全国禅宗的中心活动区。
怀让、道一、希迁等都是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人物。禅僧石头希迁所著的《参同契》《草庵歌》，至今是日本曹洞宗僧人的必修经典。
宁乡密印寺是禅宗沩仰宗的发源地，闻名海内外。道教形成于东汉，南岳衡山是道教山十六洞天之一。隋唐以后，湖南大多县都有道观。
此外，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唐代李群玉、齐己的诗，欧阳询、怀素的书法，遗迹流寓湖南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昌龄、刘禹锡、柳宗元、李白、杜甫、韩愈、元结等在湖南留下的诗文，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湖湘文化。
秦汉至隋唐五代，湖湘文化的地域色逐渐显高，并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