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冬天不下雪。这话我每年都对自己说一遍，像某种无用的提醒。可每到十二月，当窗外依旧绿得不知好歹，空气里浮着温吞的潮气，我总恍惚——仿佛一推门，就能踩进及踝的积雪。
可我的梦里总在下雪。
那年我高三。北方的冬天来得凶，雪一场接一场，把城市裹成沉默的茧。父亲每天天不亮出门晨跑，军人出身的他一天没断过。他回来时头发茬上总沾着雪粒，像撒了细盐。通常这时我刚端起粥碗，浑身还带着被窝里的暖意。他站在玄关换鞋，呼出的白气没散尽，就开始催："快点吃，要迟到了。"每天如此，一字不差。
那天不知怎么了，也许是因为模拟考的成绩，也许只是窗外的雪太亮，亮得人心慌。我突然把筷子搁了，那声"咔"在安静的早晨格外刺耳。
"催催催！每天就知道催！"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又尖又利，"你们是有多不如意的一生，非要我来证明？"
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可少年的倔强像冻住的河，面上纹丝不动。我看见父亲解围巾的手顿了一下，他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厨房。水龙头哗哗响起来，盖住了所有可能的声音。
后来的事我记得更清楚，因为那是我这辈子翻来覆去回放的画面。我气哄哄地扒完粥，鞋带拽得死紧，故意弄出很大声响。可就在推门的一刹那，北风扑进来的前一秒，我回了头。
父亲站在餐桌旁，那碗粥搁在那儿，白气早散尽了。窗外白茫茫一片，光从背后勾出他的轮廓。那轮廓在抖。他的右手抬起来，在脸上飞快地抹了一下。一下，又一下。他以为我已出门，他以为没人看见。
他肩膀都没动一下，就那么安静地站着，像一棵被雪压弯的老树，悄无声息地抖落枝头的重量。我的喉咙里那句话——对不起——堵在那儿，滚烫的，横冲直撞的。可嘴像被腊月的风冻住了，张了张，只呼出一团白气。门在身后合上，把那个画面锁在了屋里。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父亲翻来覆去地每个字都读了一遍。他问我，大连冬天冷吧？我说跟咱们这儿差不多。他点点头，说那行。
开学报到，他开了半天车，三百八十公里。他的后脑勺稳稳地对着我，双手握着方向盘，半下午时，我们到了。父亲一口气帮我把行李箱扛上六楼。
他挽起袖子铺床，当过兵的人，叠被子叠得又快又方，床单抻得没有一丝褶子。母亲在旁边递枕头套，念叨着"秋裤放柜子里了"。父亲直起腰，环顾了一圈宿舍："行了，缺啥打电话。"
然后他们就走了。我送到楼下，看那辆黑色旧车慢慢拐出校园，汇入车流。车尾灯在后视镜里闪了两下，就看不见了。我回到宿舍，坐在他铺好的床铺上，床单平平整整，像他这个人一样。
大一下学期，4月下旬的晚上，宿舍大喇叭喊我下去听电话。母亲的声音是碎的，像被风吹散的雪。她说父亲上午在单位开会，突然倒下了。心梗。已送到沈阳医大。我握着电话站在走廊，4月的大连风依然有点凉，手指发麻。请了假，买了最近的火车票。三百八十公里，火车走了八个多小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大片农田，我忽然想起十七岁那年冬天的早晨。想起那碗凉透的粥，想起他抬手擦泪的样子，想起那句被门缝夹断的"对不起"。我把脸埋在手掌里，终于让那三个字滚了出来。声音很小，被铁轨的哐当声盖得严严实实。
可他已经听不见了。那个早上我推门出去之后，父亲把碗洗了，围巾挂在门边，然后照常上班。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沉默地扛下所有，像北方的大地咽下每一场雪。我以为来日方长，以为那句话总有机会说。以为冬天会再来，雪会再落。
回家奔丧那几天，我在他书桌抽屉里找到一本旧台历。他习惯在日期下写些琐事："晨跑，零下八度。""老闺女明天模考，炖了排骨。"翻到那年高三的那个冬天，那一天的格子里，字迹歪歪扭扭的，像临时补上去的。只写了四个字："孩子大了。"没有"生气"，没有"伤心"，没有"失望"。再翻到我考上大学那年的九月，他写的是："送老闺女去大连。六点出发。"隔了一天的格子是："平安到家。她床铺好了。"
毕业后我去了南方工作。南方的冬天没有雪。每一个冬天我都在想，如果那个早晨我把话说出口了，我的人生会不会轻一点——像北方的雪，落在手心里，一碰就化。
昨夜又梦见了。我站在那扇门前，十七岁的我，鞋带系得死紧。这一次我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回头会看见什么，那幅画面我已看过一千遍。可不知哪来的力气，我把书包扔在地上，转身跑了回去。门虚掩着，一推就开。父亲还站在那儿，右手刚抬起来。我冲过去抱住了他的肩膀。他的棉服是凉的，带着雪的味道。我说："爸，对不起。那天我不该说那些话。"他的肩膀在我手臂里僵了一瞬，然后，慢慢地，他抬起手，在我背上拍了拍。很轻，像掸落肩头的雪。
醒来时南方的天还没亮，窗外的树影在路灯下晃晃悠悠。枕头是湿的。手机屏幕亮着，凌晨四点。
我终于在梦里说了"对不起"。在所有的门都关上之后，在雪停了这么多年之后，在父亲再也听不见的时候。
南方的冬天不下雪。可我的梦里，雪一直下着。只是那个会在雪天催我吃早饭的人，那个开了半天车送我去上学的人，那个把我床铺得平平整整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