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风，吹过少年的花果山
孙保重这名字，念着总带着股老派的敦实劲儿，可同学们见了他都喊他“孙猴子”——不是说他毛手毛脚，是那股子用不完的精力，能从教室前排蹦到后排，眼神亮得像揣了两颗小太阳，机敏得能接住老师抛来的任何物理难题。中学课堂上，物理老师刚在黑板写下电路图，他的答案已经脱口而出，草稿纸上的公式列得又快又齐，活脱脱一副“齐天大圣”降妖除魔的架势，只是这“妖”，是欧姆定律和力学原理。
他爸是宾馆的修建科长，一手工程活儿做得漂亮，尺子量得精准，图纸看得透彻，是远近闻名的技术能人。可提起孙保重的妈，总有人悄悄嘀咕“是继母”，说这孩子怕不受待见。我小学时总偷偷同情他，可观察了许久，发现他书包里的橡皮是新的，口袋里总揣着水果糖，身上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除了偶尔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倒也没见他缺吃少穿的委屈。
我俩是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发小，他家后窗外那片藏在小树林里的空地，是我们童年的“秘密基地”。不知哪日心血来潮，看着满地野草突然冒出种菜的念头——想象着绿油油的青菜冒芽，红彤彤的番茄挂枝，到时候摘下来炒一盘，那滋味定是世上最鲜美的。说干就干，我俩扛着小铲子、拎着小水桶，蹲在地里刨土除草，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把小褂子浸得透湿，却越干越起劲儿，仿佛在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花果山”。忙到日头偏西，他爸下班回来，看见我俩满身泥污、满头大汗的模样，吓了一跳，连忙摆手：“可别捣鼓了！这是在开资本主义的尾巴呀！”我俩愣在原地，手里的铲子还没放下，只觉得这“尾巴”长得真不是时候。
少年人的精力没处搁，总免不了惹些小祸。宾馆警卫连搞副业，种了一片花生地，秋日里花生果饱满，香飘老远。我俩馋得直流口水，趁哨兵不注意，偷偷翻过铁丝网钻进地里，蹲在花生秧下扒拉泥土，刚挖出几颗带着泥土芬芳的花生，就被巡逻的哨兵抓了个正着。本以为要挨一顿狠批，没想到哨兵叔叔只是笑着罚我们翻了一小时地，中午还拉着我们去食堂，端上了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白米饭。我俩狼吞虎咽吃得肚皮滚圆，倒觉得这“惩罚”比过年还快活。
还有一次，我俩迷上了盆景，孙宝忠拍着胸脯说：“这还不简单？四里山上有的是小树苗，咱们挖一棵回来种！”于是，两个小屁孩屁颠颠地跑了四里山路，在一处岩石缝里找到了一棵绿油油的小松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它挖了出来。可还没等我们高兴多久，就被护林员大叔逮了个现行。大叔脸一沉，严厉地斥责了我们一顿，带着我们把小树苗重新种回原处，又从山下拎来水桶，细细浇上水。他拉着我们站在山坡上，指着漫山遍野扎根在岩石坑里的小树苗说：“这些树，都是我们一棵一棵挖坑、填土、浇水、养护出来的，费了多少心血才让这荒山变绿，你们怎能说挖就挖？”看着大叔布满老茧的手，再看看那些在风中摇曳的小树苗，我俩的脸烧得通红，心里满是羞愧，悄悄把“偷树”的念头埋进了土里。
中学没毕业，我参军入伍，一去就是七年。军营的生活紧张忙碌，和孙保重渐渐断了联系。第一次探亲回家，听同学说他在宾馆工作，我立刻揣着满心欢喜去他家找他。刚到门口，就看见一个穿着胶皮裤、满身泥水的身影跑过来，脸上还沾着污渍，正是孙保重——他正在维修下水道，接到电话就急匆匆赶了过来。我俩四目相对，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笑声里满是久别重逢的亲切，那些年的疏离仿佛从未存在过。
后来我复员回乡，等待分配工作时我去看望孙保重，在他家里他爸也和我们聊天，得知我在等待分配的情况后，我说想麻烦他帮忙联系工作。老人家不辞辛苦，跑前跑后，原本想把我安排联系宾馆工作，可我最后还是听从分配去了半导体科研所。那位慈祥热情的老人，每次见我都笑眯眯的，嘘寒问暖，给我留下了温暖的回忆。
上班后，我又陷入了忙碌的生活，和孙保重再次断了联系。再后来听说他调去了齐鲁宾馆，我特意抽时间去看望过他一次，他还是老样子，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可没隔多久，就传来了一个让我心碎的消息：他要去北京寻找亲生母亲，却在寻亲的路上遭遇了车祸，永远地离开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愣在原地，脑海里全是少年时的画面：那个在地里挥汗如雨的身影，那个在花生地里被抓包的笑脸，那个在山坡上羞愧低头的模样，还有那个穿着胶皮裤满身泥水的重逢场景。孙猴子，我那机敏过人、精力旺盛的发小，那个我曾悄悄同情过、一起疯一起闹的伙伴，就这样永远停留在了时光里。
那年的风，还在吹过十里山的树林，吹过宾馆的花生地，可那个曾经和我一起追逐阳光、惹祸闯祸的少年，却再也不会回来了。噫吁嚱！人生无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