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想起我的父母那一辈人。父母均已仙世，抗日战争在他们这代人的心中留下了太深的印记。不久前去世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访谈中谈及中国百姓向后方撤退的艰难历程，不禁潸然泪下。和父母相处的日子里，话题也常常回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艰难时世中。
作为普通百姓，父母经历的抗战就是向西南大后方历时好几年的撤退。那是一场涉及几千万人，规模空前，为持久抗战积蓄有生力量的民族大迁徙。凇沪会战、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虽然宣布西迁重庆，但国民党党政军各重要机构和蒋介石等重要人物都在武汉。经济上，实施了经济战略的重大调整，有计划地组织了沿海内迁工厂和湖北工厂的大规模西迁，为持久抗战打下物资基础。而武汉成为“战时首都”，全国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响应“到武汉去”的号召，纷纷涌向武汉。我父母也是顺应这一潮流，把武汉作为全家撤退的第一站。在武汉，他们曾生活在国民政府设置的难民收容所，胸前戴着表明难民身份的布条，领取每人两角钱的补贴。而父亲就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战宣传工作，组织街头演出，书写“保卫大武汉”大标语等工作。
向后方的大迁徙，也就是逃难、“跑反”，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的痛苦选择，尽管路途遥远，拖家带口，关山重重，前程吉凶莫测。1938年的一天，我父母和一些亲戚结伴，雇了一辆手拉车，载着我的姥姥，和一个只有两三岁的姐姐从安徽正阳关出发了。当时的跋涉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父母的长征全凭一个信念：我们要生存，我们不投降。扶老携幼，凭着双脚，他们走过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沿途所经受的风雨侵袭，饥寒困顿，战火惊魂一言难尽。但也能感受沿途同胞的热情。在湖南，曾有热情的地方乡绅摆出酒宴，招待疲惫不堪的异乡同胞。我姥姥在途中由于病重无法医治，死在湖南；在宜昌，遇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由于船翻，我那个大姐溺死在长江里——每当妈妈说起这些往事，我父亲总是面带痛苦，摇头制止：“别说了，别说了，不要讲那些伤心的事了。”
父亲对我谈过武汉沦陷后撤退过程的倍尝艰辛：那是38年10月的雨夜，在江汉平原湿滑泥泞的田间小路上，踉踉跄跄跌跌撞撞，队伍向宜昌方向撤退，不时有人跌倒在稻田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浑身泥水。天亮了，在三斗坪附近的河滩上，队伍停下来休息，那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河滩四周全是开阔地，毫无遮拦，如果敌机来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40年，父母到了恩施，在那里，父亲一度负责重要战略物资——食盐的管理。当时的盐是限价的。有些大盐商请我父亲吃饭，提出一斤盐涨一分钱的要求，父亲要是同意，就能得到一大笔巨款。父亲坚定拒绝了。但是他的继任者经不住诱惑，同意了盐商的要求，后来被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下令枪毙了。父亲那时每天经手大笔款项，有人建议他以日机轰炸等借口延缓解缴，存到银行吃利息，短短几天可获利不菲。但父亲尽管生活窘困，也绝不染指公款。这段往事，父母经常向我们提起，意在用他们的处世原则教育我们诚实做人，廉洁奉公。
在这段路途上，父母作过公务员、文职军人、出纳、教员......。才到重庆时，迫于生活，母亲还曾和几个亲戚自制卷烟在街上卖。1944年，我的姐姐在重庆歌乐山出生。由于没有奶水，也没有奶粉，母亲养了只母山羊，每天挤奶喂大了我姐姐。那段时间里，父亲在自贡教书，母亲被国民政府的卫生机关聘用。不管环境多么艰苦，父母以自己的坚韧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我想那也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今天，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人们的眼光和媒体的笔墨当然应该投向捐躯的军人和铁血的战场，但是在那场举国动员，实力悬殊的抗战中，许多老百姓都是环环相扣的战争机器中的一个链条。不管是冀中地道战中的农民，还是四川，滇缅修筑公路、机场的民工；不管是向大后方运送物资的轮船公司老板，还是从沦陷区逃亡后方的民众，尽管他们身份不同，贡献不同，但他们都是我们民族不屈精神的体现者。时间过了80多年，当时迁往西南的亲戚，落户在成都、万县、重庆，后代都是一口四川话，老人都不在了。真希望还健在的经历过那数千里迁徙的老人（当时还是孩子），能把他们的故事讲述记录下来。这些普通人的经历充满肝肠寸断、生离死别，充满牺牲和奉献，同样是我们民族抗战史诗中的一个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