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如璀璨之星辰，闪耀在中华文化广漠而浩大的夜空中。那些伟大的诗人，耳熟能详，妇孺兼知，百世流芳；那些不朽的诗句，脍炙人口，雅俗共赏，千古传颂。

“李杜”、“韩柳”与“元白”，人们所熟知的是那些不朽的诗句，对于他们的人生遭际却少有人知。人世间通常是这样，展露的永远是光鲜辉煌的一面，而其背后的苦难却隐匿于深处。

厚积于薄发，苦难与辉煌。唐诗于厚重与苦难中喷薄而出，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写照，也是诗人们对人生波折的无限感怀！除了“初唐四杰”恰逢盛世，其余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几乎都遭逢乱世（安史之乱及其后）。

世事变幻莫测，人生跌宕起伏。动荡纷乱的时代裹挟着诗人们，人生与历史的交会破碎了多少梦想，也造就了唐诗豪放闳阔悠远深厚。

人常言：“时势造英雄”，时势也成就伟大的诗人。人生经历如陈酿甘醴，历久而弥醇。在古代，学而优则仕，考取功名是读书人的梦想，也是人生追求。

其实诗人们的志趣在朝堂，并不在学问上，更没有想过成为“著名诗人”而流芳后世。在《资治通鉴》中，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都是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出现，而非以诗人的身份出了。

辅佐帝王，谏言献策，报效国家，这是他们的使命和担当，大多因言获罪而遭贬黜。人生沉浮于宦海，命运维系于帝王。他们时常置生死于度外，更有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直陈利弊，冒犯龙颜，何等的大气魄。

遇擢拔显贵于朝堂，被贬斥落荒于蛮夷。十年或几十年被贬谪于几千里之外，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一幕幕人间悲剧，何以忍受！这样的大起大落，锤炼了诗人们坚强的内心，也积淀了丰富的人生阅历，这才是唐诗的本源。

在人生之低谷，愁苦忧闷，怅恨交加，惟诗歌排遣其惆怅，惟诗歌抒发其胸臆，惟诗歌激发其感怀！这就是唐诗，这就是唐朝的大诗人们，人事已淹没于浩瀚的历史长河，其墨翰却昭示寰宇永存于人间。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不如说是一种精神！

01

李白与杜甫。“李白醉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旧唐书李白传》记载：“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

天宝二年，李白四十三岁，诏入翰林院，成了御用文人。日渐厌倦，纵酒自秽。狂放不羁，不从帝命，竟然让宠臣高力士为其脱靴，终究被玄宗疏远遗弃。后遇安史之乱，李白年已五十七岁，颠沛流离，尝尽疾苦。

李白参与永王东巡而被贬，流放夜郎，后遇大赦返回，不久去世，终年六十一岁。李白是唐朝最为盛名的诗人，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郁郁而终。相对于失落的仕途和卑微的职位，在文学上，李白树立了一座高峰，他是精神和思想之巨人。

杜甫与李白是同时代的人，小李白十一岁，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的遭际与李白相似，年四十四岁才任了一个兵曹参军的小吏，时运不济，仕途无望。

杜甫是著名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杜甫之现实是残酷之现实，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杜甫的许多诗篇都是当时社会的写实。杜甫先后被授为“左拾遗”和“工部员外郎”，人称“杜拾遗”和“杜工部”，后遭贬谪，人生惨淡，生活悲苦。“

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想象的，战乱连年不断，黎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唐朝人口在天宝末年近五千万，待七年“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到千六百万，所剩什之三四。

杜甫亲历了这样的乱世，眼见黎民大众之悲惨现实，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他自己也经历了人生最悲惨的事情，由于缺衣少食，小儿子活活饿死。杜甫悲愤至极，愤然写下了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杜甫以“诗圣”冠之，他的人生是整个时代的缩影。他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使后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历史的真实。杜甫以写实的手法，直面现实，发出了劳苦大众共同的呼声，天下陈平，安居乐业。李白和杜甫在《资治通鉴》中没有记载，原因不详，史料来源于《旧唐书》。

02

柳宗元于刘禹锡。柳宗元和刘禹锡参与了王叔文之党争，结为死党，宗元、禹锡时为监察御史，专事弹劾。《资治通鉴》记载：“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䪹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这段文字近乎白话，可以看出王叔文集团多么张狂，私议朝政，狂妄自大，随心所欲，目中无人。这也为其后的败亡埋下祸根，独断专行，失去了士大夫的拥护，王叔文集团很快垮台。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

事情还没完，朝议认为处罚的太轻，再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郎州司马。可见朝臣对王叔文之党多么痛恨，必欲彻底铲除，使其永不得翻身。古代帝王最忌讳的就是结党营私，罪同僭越，打击尤为严厉。柳宗元和刘禹锡参与党争，无异于自绝后路，其后再无建树。

《资治通鉴》记载：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

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会中丞裴度亦为禹锡言曰：“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明日，改禹锡连州刺史。

参与党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被贬十几年后，仍然得不到宽恕，而且明升暗逐，越贬越远。

宗元和禹锡同病相怜，宗元不忍禹锡母子从此天涯相隔生离死别，自愿与其交换。后经裴度劝谏宪宗，才得以改迁条件相对好的连州。柳宗元被再贬柳州，中原人视柳州为畏途，朝廷往往把重罪之官吏贬谪到柳州。

“阳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满萄”，瘴气弥漫，荒草丛生，毒蛇野兽出没，可想而知是怎样的一种环境！柳宗元被一贬再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流亡之中，对于个人的意志确实是个考验。

多舛的命运并未使其屈服，柳宗元一生留下六百多篇诗文作品，文胜于诗。其最大的贡献是与韩愈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摒弃魏晋以来浮华词藻的骈体文，复兴敦厚古朴之儒家文化，世称“韩柳”。

03

元稹与白居易。元稹是唐朝诗人中职务最高之人，官至宰相，但受奸佞诬陷排挤，屡遭贬谪。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成为千古佳句流传于后世。

元稹与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一场诗歌革新运动，史称“元白”。元稹的经历尤其曲折，深陷宦海纷争，四次贬谪，可谓造化弄人。自玄宗以来，宦官得宠，干预朝政，日益骄横。

由于藩镇割据，君臣离心离德，上下猜忌失去信任，皇帝逐渐宠信宦官并委以重任。中使与宣慰使多由宦官担任，大多狐假虎威作恶多端，且扰乱地方军政，实属顽疾。

《资治通鉴》记载：“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上复引稹前过，贬江陵士曹。”

可以看出宦官之猖狂，连监察御史也任意打骂。宪宗不仅不惩处宦官，反而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政治昏暗可见一斑。元稹从此困顿于州郡，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贬谪生活。宪宗还是相对英明的君主，但纵容宦官，随意贬斥监察御史，无疑断了言路。

宦官乱政是中唐之后的一大祸患，使朝政失序，人心丧失，庙堂之威望日渐衰微，唐敬宗竟然被宦官所害。

白居易时任翰林学士、左拾遗，胸有丘壑，直言敢谏。《资治通鉴》对白居易的记述最多，大多痛斥时弊，直指要害。

《资治通鉴》记载：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陛下念承璀（cui）勤劳，贵之可也；怜其忠赤，富之可也。至于军国权柄，动关理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毁hui）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乎！”

白居易之耿直与胆识可见一斑，满怀坦诚忠贞之心，直言时弊，戳到了宪宗的痛处。宦官干政是个敏感的问题，宦官是皇帝的近臣，没有人敢得罪宦官。

白居易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不顾个人安危，力谏宪宗放弃委任宦官承璀为中使。他认为可以予其富贵，可军国大权不能随便授予，否则就是徇私毁法，破坏国家制度。满足别人的欲望，自毁圣明，被后世所取笑。

白居易据理力争，言辞凿凿，毫不给宪宗留情面，这正是其最可贵的品质。宪宗还算英明，被白居易的精神所触动，听从了建议。

《资治通鉴》记载：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白居易经常议论朝政，常出言不逊直指过错，宪宗非常不高兴。私下与李绛商议，要将居易逐出翰林院。在李绛的劝谏下，宪宗最终放弃了念头。

在中唐之后的君主中，宪宗还是善于纳谏的，有太宗遗风，这是成就了“元和中兴”的原因吧！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白居易主张严惩凶手，被认为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晚年生活闲适，得以善终，安享七十五岁高寿。李绛爱惜人才，保护了白居易，他也是一位正直的忠义之人。李绛的命运远不如白居易，被奸人暗算，遭杀身之祸，而且全家被屠戮。

白居易留下了大量传世之作，诗文情感沛然磅礴大气，尤其是其乐府诗。每读白诗，情感之冲撞，心灵之震撼，那是一种无言的感动！十六岁作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简洁明快，气象万千。

《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道不尽生死相依，诉不完缠绵悱恻。《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情感共鸣，惺惺相惜，勾起多少铁石柔情。

《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凄凉之场景，深切之同情，表达了一种无声的愤怒于抗争！白居易是位执着的政治家，心系国家安危，有强烈的抱负心，于史留名，这是他的荣耀。作为诗人，诗如其人。诗文诉衷肠，浩气满人间，他铸就了人生之辉煌！

04

读《资治通鉴唐纪》的过程中，那么多熟悉的大诗人出现在历史当中，他们的生命轨迹得以再现，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诗作感受其思想，历史还原其真实。

因此有了寻觅他们人生足迹的念头，很想去触摸伟大诗人背后之隐秘，探知其不为人所知的苦难经历。唐朝的大诗人们，大多经历了“安史之乱”及其之后的时代，挫折与苦难是他们最大的财富，也滋养了唐诗之浑厚与伟岸。

有人说，唐朝是血腥的，确实如此，《资治通鉴》中有太多的血腥场面。“安史之乱”之后，文明逐渐褪色，代之以武力征伐，杀戮成为常态。藩镇割据，君臣失信，国家一统无法维系，实质上处于分裂状态。

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君臣都无所不用其极，以强凌弱，上下相克，暴力成为相互征服的手段。藩镇军队如野兽般残忍，“杀人脔肉”这是非人类之暴行，在《资治通鉴》中经常出现。杀戮的最惨烈场面，几千人聚集在一起砍杀，“红雾升腾”久久不能散去，岂非人间地狱！

军队士卒谋杀将帅时有发生，杀一人，必举家皆诛。宰相武元衡、裴度入朝时遇刺，武元衡横死街头，裴度重伤，这千古未有之奇闻，是朝廷之大辱。这是诗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严酷现实，了解了这些，有助于了解诗人和他们的诗作。

中国古代文人有种倾向，困而述作，其人生的目标仍然在仕途上，而不是在诗词歌赋上。长期的科举跋涉，多年的贬谪困顿，反而给了诗人施展文采的机会，“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是我的愚见，也许有更复杂的原因，隔着千年的时空，我们很难走进诗人的内心。可有一点必须承认，诗人的文化底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政治家兼大诗人是件不简单的事情。

现在的社会，有多少人有这样志趣与情怀，其文化底蕴和人生抱负不可同日而语。从政者、管理者，甚至是专业学习者，大多忙于事务，无暇潜心研究学问，文化底蕴日渐浅薄。加之治学无经济效益，到头来只是一副穷酸样，人生价值难以体现。

所以呢，“读书明理，为学修身，文以载道”，成为一种久远的向往，远古的怀思。

苦难与辉煌，唐朝大诗人们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奋勇前行之不竭动力。我们所感怀的，除却历史上那些不凡的经历，更多的是诗人们不朽之华章和伟岸之精神！